1、
1951年夏天，我13岁的父亲拖着少年疲惫的身躯，一记一记地在打谷桶上打禾。小麻雀在他身后的禾杆上飞起飞落，知了在远方野树上心烦意乱地鸣唱，金色的蜻蜓在空中飞舞，静静的菜花云闲荡在天边。
最后一记打完，父亲狠狠地把禾杆抛了出去，吓飞了那些个啄食的麻雀。正在清理禾桶的祖父吃了一惊，他停止了忙碌，抬起头看着自己的儿子。父亲摸摸酸疼的胳膊，发狠说，这样作田的事，不是我干的，我还是去学堂里读书好了。
祖父没有不依的道理，他就这么一个儿子。再说了，祖父自己是县中的伙夫，他懂道理。
就这样，我读过几年私塾的父亲直接进入了中学。
中国乡间一个世代为农的农家命运从此改写。
我父亲初中毕业那年，国家号召农村学生回乡务农，很多农家学子没有多想就回家了。他们丢下书本重新扛起锄头，他们不认为种田有什么不好，也不认为有工作吃皇粮有什么好。那个年代的青年，对于生存的预设毫不复杂。他们回到生养自己的土地，在祖上留下的老屋内娶妻生子，愉快而简单地在乡村的阳光下打发着生命。
比如我母亲的幺叔和堂兄。
我这两个亲戚的命运，是50年后我母亲告诉我的。此前我看着他们佝偻的背，变形的四肢，黎黑的肤色；看着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牵着老牛扛着犁铧，打我家门前经过的身影，我一直以为，他们的命运就是生来如此，是从来没有过选择机会的。
所以我无从知道，他们对于金色年少时的“选择”是否有过暗悔？
我能够知道的，是在他们丢下书本回乡二十几年后，他们安于土地安于家园的平静被打破了。
先是国家恢复高考了，后来是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众多的农民从家园梦中惊醒，他们像是突然发现，同样是吃饭，城里的一碗饭和乡下的一碗饭，原来有着本质的区别。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大学生”成为一个金字招牌，成为农家“光宗耀祖”的标志。很多家庭打破了安宁，把“鲤鱼跳龙(农)门”的希望放在了儿女身上。于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我们乡下，随处可以听到某某家孩子复读了四、五年终于考上大学或中专的故事。
需要提醒的是，这些故事的主角多半是儿子。在乡下，女儿依然不被重视，除非是父母特别开明，家境特别好。
自然的，我母亲的幺叔和堂兄也不会放弃对儿女的期望，他们不约而同地忍受着家庭的贫寒，由着儿女们读书，直到儿女本人无力再读下去。两家加起来前后有过十人吧，可惜最后成功跳出农门的只有一人。那人我喊他表兄。表兄现在从业证券，在大上海工作，年薪几十万。余下的那九个，或嫁作农妇，或身为农夫，年年天天的劳作，使他们淡忘了曾经挣扎的伤痛，日子复如他们的父母那般平静。
是无奈无能之后一种智性的平静。
但是，我还记得大我一岁的表姐，在第三次高考后，呆在家里没有合适对象可嫁的尴尬——我出嫁时，她当伴娘陪我远行。那时她已经不读书了，种田也是不愿的，于是没人敢要。我当新娘时，她梦想中的爱情还是没着没落，这让当时的我很不自在，恐她伤怀。
我听到的最咋舌的故事，是离我们村一河之隔的肖家村，有个肖姓后生算过命，说连考七年就能高中。后生及后生全家都信了，于是就一而再再而七地苦战，然而第七年他并没考上。这回后生一家没再信算命先生的话，他们继续搏考。两年后，也就是肖后生第九次高考后，他终于“高中”！
——天哪！
跳出农门的肖后生后来娶了我们村的村花，当时“村花”已经顶替父亲远在地区工作了，是许多本村后生暗恋而不敢问津的对象。书中才有颜如玉啊，地里只有黄脸婆。肖后生的命运后来少有人知，也无人关心，好日子总归是别人去过的，乡人们守着的还是自己富足的清贫，以及清贫中那份寄在后代身上的渺茫期望。但是十里八乡，这个现代版“范进”的故事还在流传。我想，只要高考存在，他的故事就不会湮埋。像我，就是在2007年的夏天才听到这个传说的。
我已经说得太远了，还是回头来说我的父亲。
同样是面对回乡务农的号召，我的父亲没有回头，而是走得更远。父亲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梦想家，然而他是。我只相信，只有身怀梦想的人，才能走得更远。
1954年秋天，父亲走出了县城，来到地区一所很有名气的中学就读高中。学校座落在赣江中心的一座岛屿上，绿树掩映，白鹭齐飞。53年后的一个夏夜，我陪伴父亲来到赣江边上，眺望着江中心那个岛屿上的点点灯火，于习习江风中各怀心事。
2、
我喜欢那所学校的风情，它别致，婉约，清静，楚楚动人，一直是我梦中的所往。曾经有过一阵子，我甚至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哪怕是个清洁工。
三年前，因为女儿的原故，我被校方郑重请去参观，并许以一些诱人的条件。我是多么希望女儿能够圆我的梦啊，然而没有。
我一直记得那所学校，那所学校也一直记得我，或者说，是记得我的女儿。三年后我一个新同事说，你女儿原来有那么大的名气呀？！我吃惊，我在新单位上从来不提女儿。她说是一次饭局上，那所学校的领导提起的。
那所学校的领导们，曾经拿着那一年全市的中考成绩单，研究来研究去，对着成绩单上排名第二的那个学生，他们的结论是，学文科，北京大学应该没有问题。
我一直记得这句话。因为，我就是那个学生的家长。北京大学，是我一生的梦。我以为也是女儿的，然而不是。2007年的夏天，我受到了女儿的强烈指责：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梦想强加到我身上来？你要清楚一点，你是你，我是我。
我失语，继而掩面而泣。
2007年的夏夜，我和父亲伫立江边。父亲并不知道我的心事，或者他是知道的，只是不予点破罢了。
父亲完全像个老人，在我的身边喋喋诉说着曾经的中学生活：交通不便，完全像个孤岛，进出靠渡船；原来这岸边有个金牛寺的，现在没有了；一个很年轻的老师，在一个夏天的傍晚，在我们的眼中下水游泳，很快就消失了；唉，那时家里穷，带一个盐蛋来学校，用筷子头细细地挑来下饭，要吃一个礼拜；50多年了，班上也不知有几多人不在世上了……
父亲对学校的现状并不关心，多少次他回到这座城市，却只肯在此岸把那学校远远打量。他从来不提进去看一看。其实，只要几分钟，走过一座飞满白鹭图案的水泥桥，他就能一了心愿。
是什么阻止了事情的发生呢？父亲自然是不会给我答案的。然而他乐意回答另外一些问题。
我问父亲为什么当年没有随大流回家务农。
我问：你当年到底是怎样一个想法呢？
父亲答：没有想法，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一定要我回家，我也不难过。种田也不是就活不了人。但我绝对不主动回家，做人嘛，低调一点才是，出那个风头，得那个表扬干什么？听听吧，半个世纪都过去了，经历过岁月风云的父亲，回答依然是滴水不漏。对比母亲她幺叔和堂兄，我想，人和人命运的差别，也许只是处理事情的角度不同。
父亲的高考在1957年进行。
1957年对于父亲并不顺利，父亲没有及时拿到准考证。原因是血压不正常。此后的一个星期内，父亲准时到校医那里量血压，然而总是有问题，不是收缩压高了，就是舒张压高了。眼看高考近了，父亲心烦意乱。善良的校医一跺脚，分别取了两天里的数字组成了正常的一组血压值，于是，我19岁的父亲，考取了江西师范学院。成为我们村考取大学的第一人。
父亲说，那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弄虚作假。他说此话时愧意犹存。
四年后，父亲留在那所大学当了老师。从13岁到23岁，仅仅十年功夫，父亲一步一个脚印，从田野走向了县城，地区，省城，从一个农家少年到一个大学教师，完成了自身命运的大跨越。
我一直以为父亲对命运是满足的，然而两年前，从父亲的一个老友那里，我听到了一个被父亲深埋在岁月里只字不提的秘密——
当年在大学里，父亲很是幸运地考取了公派留苏，然而最后出来的名单上却没有他的名字。后来校园里流传的说法是，父亲的右眼模样不好看(小时因眼病无钱治疗被耽误)，如果出国会影响国家形象。
“从此他深受打击，一蹶不振，远离官场仕途，否则你们看到的父亲会是另外一番模样。”父亲老友说。
我大吃一惊，能不吃惊吗？一个人只字不提的经历，一定是他生命里最幽暗的伤痛。我交待弟妹们，谁也不许在父亲面前询证这件事，我们就装做永远不知道好了。
我知道，父亲承受的，不仅是不能如愿留学的打击，更有儿时家境贫寒留下的屈辱。
3、
我母亲有着长长的辫子，修长的身材，忧郁而沉静的气质。
我大学毕业的父亲看中了她这些。
我正读高一的17岁的母亲被媒人说动了，她同意见面。父亲给母亲下了一碗面条，面条的味道很好。母亲同意了这门亲事。
四十五年后，母亲在回忆录里写到了这碗面条，这真是让人不可思议，一碗面条，竟然可以让一个风华正茂的女高中生意乱情迷，从而丢下学业跟了他去。
所以，母亲没有参加过高考。尽管她的成绩十分优秀。
19岁时，本应参加高考的母亲出嫁了。21岁，她生下了我。难以置信，母亲的人生观简单到只要有饭吃，可以活下去就行，要给子女们一个什么样的命运她没有想过。40年后她实话实说，“我才想不了那么多呢，女孩子嘛更加，能够嫁出去有碗饭吃不就很好呀。”
所以，我也没有参加过高考。
父亲是认为女孩子不用读那么多书(他的学识不足以消除他的农民意识)。1980年夏天，母亲则对着我全县中考第三的成绩有些惊异，她当然知道女儿会读书，但是读到这么好的程度她并没料到。当她知道我能被“选优”进入一个小中专时，她可能是惊喜的，这意味着很快我就能有份工作，可以替家里减轻负担了。
其实我的梦想是北京大学。我在中专三年常常哭泣。
1983年夏天，我已经分配到了县城，上了一个月班。这时我的同届同学们已经高考完毕，一个当年“选优”中落选的男生，我曾经的同学，成了全地区文科状元。
他上了北大。
我收到了一封信，是最以我为荣的语文老师写来的，他说，“如果当年你上高中，这个状元应该是你而不是他。”老师姓王，在年级作文和阅读分类比赛中他总是说服我要让出一个名次给别班。
我哭了。
我走在街上，碰到昔日的老同学，他们一再地流露出惋惜。“我们县里，第一个上北大的人怎么也该是你呀。”
我又哭了。
我抹干眼泪，把所有的业余时间拿来复习，那时我还不到18岁，我以为自己还是有机会改变命运的。我不懂命运的玄机。
我去上高中补课班，一次历史作业，问怎么评价孔子，老师拿着我的答案惊喜有加，他在讲台上说，“我教了这么多年书，很少碰到能够这样答题的人，她应该属于北大。”老师弄清楚我是谁后，碰到我父亲，就对我父亲说，“唉呀，你果真是毁了一个北大生呀。”
就这样，一瞒再瞒之下，父亲还是发现了我的行为，他强烈提出反对意见。家里子女多，生活困窘，我已经参加工作了，应该多替家里着想，不能太自私。
我流泪放弃，把复习书和学习笔记一一烧毁。从此每年高考前后一段时间，心口疼得不肯对人言说。那一道一道的伤痕，深深浅浅，新新旧旧地长在一个虚空里，只有我能够孤单飞抵。
到了我家小妹，家境已经彻底好转，父母由着她把书读了。小妹高考并没考上好大学，但她考上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后来又成了中科院的博士。小妹那个博士，有为我圆梦的成份。为这个她放弃了一所大学的聘用。然而很快我就发现我的梦并没由她圆起。小妹读博时，由于学业无趣，有一阵总是在半夜来电话哭诉着要退学。
没有人可以捎带别人的灵魂同行。
我的梦，也成了父母的心病。几年前的一回，父亲流着老泪和我说对不起，我安慰他我也活得不差呀，没什么。
2000年夏天，我第一次去北京，我独自去了北大。校园已经放假，空旷安宁，知了在放肆地唱歌。我进入一幢陈旧的学生宿舍，宽阔而幽暗的楼道上，我撞见一个模样平常的女孩拎着热水瓶打身边走过，恍惚间我以为那是曾经青春的自己。我徜佯在校园的角角落落，看季老门前的荷塘，看茁壮的爬山虎满墙满壁，泪水在心底哗哗地流。我最后在未名湖边呆坐了半日，起身时我有了弘一法师圆寂时的心境，四个字，“悲欣交集”。
离去时，我在北大校园书店买了郑克鲁主编的《外国文学史》上下册，大学中文系专用教材，费钱四十五块八毛。我揣着书本一步三回头，第一次也从此把北大留在了身后。
我女儿说这套书很好看。
我母亲是这样评价我命运的：谁叫你当年中考不考差一点呢，那样不就也读高中了？4、
岁月抹平了伤痛，但遮不住梦想的光芒。
女儿还没有出生，我就已经把梦想一点一滴地编织在了她身上。
三岁前，我为她天天写“育儿日记”，记录她的细微变化；七岁前，我收集她所有的涂鸦画作，装订成三大本保管至今；十二岁前，我每天给她出一篇命题日记，引导她对作文的兴趣，记录自己的成长轨迹；十岁时，我把“育儿日记”打印装订成册送给她作为生日礼物；十五岁时，我把她网上网下的随笔文字整理打印成册；十七岁时，我请人把鲜花送到学校；现在，我正整理着所有与她成长有关的文字图片档案(其中文字二十万，图片数百幅)，我要做成一本精美的书，送她作为18岁的成人礼……
该做的，我都做了。惟一没有告诉她的，是一个母亲横亘一生的北大梦。
“妈妈，如果我学理科，考清华北大的希望是一百分之一；如果我学文科，则会是十分之一。”高二分班时，女儿的话语还在耳边回响。但是她执意从理。我咨询她的任课老师，老师说这孩子学文考北大的希望非常之高。
如果学理呢？
唉呀，那就不好说了。
我希望女儿学文，女儿不听从。没有经验的她走上了一条不很适合的路。我说那就试试吧。试了半年，总分的理想掩盖了单科的缺陷，三番五次地，我提出要转班，没有博来呼应。
于是我知道，北大离我，离我的家越来越远了。
我无助又无奈。看到二十几年前那个哭泣的姑娘，不知怎么去安慰她。在女儿每一次担惊受怕的考试过后，我都会走出现在去到昨天，去和她相会。穿越时空的隧道，我和她依偎一起，默然无语。花朵在我们身边凋零，清草的芳香越来越淡薄。只有我们的头顶，那梦想的光芒依稀在闪烁。
我，还有那个姑娘，只能合什祈祷奇迹的出现。
女儿不知道，这是一个母亲长久而揪心的秘密。如果她知道，她是否有心有力，让这个秘密开出花朵来呢？
不要说如果，没有如果。
也不要指望奇迹，奇迹只能由上帝来安排。
距我父亲的高考整整50年之后，2007年，我女儿的高考终于走过。白云苍狗，沧海桑田，这50年里，我的故乡，我的家族，有很多人是在高考中成长起来的。一些人藉着高考改变了人生，登上了更高更广的生命境界。更多的人，高考则只是成为一段经历，或者平淡无奇，或者刻骨铭心。共同的一点是，每个人都在平安而简单地活着，过着自己的那份日子。可惜的是，我已经忘了“简单即福”。
开考前，父亲在家里言之凿凿，我外孙女，不可能考不上大学。
父亲啊，我为女儿要的，可不仅仅是一所大学。那个哭泣的姑娘，也是该有大学的，你的外孙女，要读的是能载下两个灵魂，两份梦想的大学。
北大果然拒绝了我的女儿。拒绝了我，拒绝了二十几年前那个哭泣的姑娘。那个姑娘，她梦断2007，终于撒手而去，此生此世，再也不回了。
现在，轮到我时不时地哭泣了。
短短一个月时间，我变成了祥林嫂，一遍一遍地自责当年文理分科时的意志不坚定：“如果你听了妈妈的话学文科，结果会比现在好很多……”
“都怪妈妈当时没坚持到底，是妈妈把你毁了……”
女儿愤怒了，女儿没看见那个哭泣的姑娘，她只看到一个唠叨的祥林嫂。
“我才十七岁，人生还没有开始，你怎么就说毁了呢？”她叫了起来。
“我小小的难过淹没在了母亲的大悲伤里……”她在博客里这样写道。
女儿知道我悲伤，却不知道我为什么悲伤。
女儿出了一个状元同学，我打起精神去采访他的母亲。那是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女人，我想知道一个能培养出状元儿子的母亲，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她不仅培养了一个进清华的全省状元，而且培养了一个北大研究生，一个浙大在读生。她的三个孩子，读了中国最好的大学。
她的故事果然就如我所猜想的那样：一个农村女孩，高考失利了，她想复读，长兄不让，说如果这样他就分家。成为农妇的女孩从此有了大梦：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上中国最好的大学。
她吃了许多苦，二十年后她做到了。那个高考失利的女孩活了回来，她眉眼之间洋溢的全是满足。她不知道对面这个采访自己的记者，曾经和自己有过同样的伤和梦。
上帝忙不过来，他只能帮助少数人梦想成真。
上帝忽略我可以，但他怎么忍心忽略那个始终在秘境里拥我而泣的姑娘呢？
我想不通。
在2007年的夏天里，我误伤了自己左手的食指，至今未愈；我一直生病不断，两次到医院挂急诊，病象把家人吓得不轻；我在大热天带着毛衣去办公室，引来同事们善意的调侃。
我来不及生出新的梦想来作为生活的支柱，我和朋友发短信说身心疲惫十分需要和你说说话。朋友劝，你必须从这个事件抽身了，否则小命都会送掉。
梦想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成全一段长长的人生，也能顷刻间摧毁这段人生。
我已经离开农村太久了，世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不知道，面对如今高额的学费和就业艰难的现状，我的乡亲们，是否会如二十几年前那样，愿意倾家荡产去培养一个大学生？而那些农家子弟，是否愿意像当年的父母辈那样，有顽强的意志和高考打持久战？
我熟悉的，是很多像我一样的城里人，越来越把一个人的高考演绎成全家人的战场了。
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个走出农门活得风光的表兄，女儿一出生就起名“剑桥”，当年我笑话他名字起得太大了，他不以为然，“这就是我和她妈妈的梦想啊，没有什么不可能。”
剑桥的妈妈，我的表嫂，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学教授了。然而我表兄表嫂的“剑桥梦”也断在了这个2007。剑桥在高考前一天晚上紧张得半夜哭泣，剑桥连二本都没考上，剑桥最后读了一个合作办学项目，两年后剑桥可以去英国了，但她离自己父母心中的“剑桥”到底有多远呢？
没有人知道答案。也不必知道。这没有意义。
其实我们需要知道的，不是孩子们离我们的梦想有多远，而是离他们自己的梦想有多远！
在2007年7月16日的23点58分，我写下了上面这行字，我看到了清泉在心上潺潺流过，我闻到了灵魂秘境里的花香……
长梦既醒，烦躁的夏夜里，我听到了心底深处一声粗野而痛快的低吼：去你的——所谓功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