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黄的茅草覆盖了原野，纵目望去，大块大块的墨绿像旧衣上的补丁。墨绿是青春的色彩，是暧昧、隐藏、暗示的部分。那是低矮丘陵坳处的杉树林，在秋天简单的下午，一条土路弯向深处，通往秘密之境。而春天却是另一般景色，葱翠的衣裳怎么也裹不住乳房一样的丘陵，饱胀的，结实的，温润的，连绵的雨水梳洗大地，也梳洗我们晦暗的变声期，黄色的泥浆四处流淌，犹如我们初开的混沌。茅草是春天腹部柔软的皮毛，馥郁，涟涟，原野呈现淡淡的无可名状的忧伤，在时间的微光中，一边沦陷一边抚摸我们冰凉的额头。

　　1986年的上饶县城，萧瑟而驳杂，纷繁而旷芜。在上饶师范上饶县分校的背后，是狭长的南灵北路，和突兀的民房，色调是单一的暗灰，在晴朗的阳光下，就连抒情也都是伤感的；前面是广袤的原野，四季的变化使我们的视觉丰盈起来，细细的泡桐花，白雪一样飘飞的芦花，霜后绛红的山楂树，它无意之中成了颜料的实验场，简洁纯粹。罗桥河偃卧在校园右边的围墙外，像一道篱笆，把稻田和一个叫桥下的村庄圈在一起。那是细小的河流，春夏有泛滥的洪水，秋冬干涸得垂暮老人一般，成群的鸭子在浮游，岸边的草丛长年开金黄或蓝紫的花。那是单调多思愁结的年份，我16岁，正值抽穗扬花，处于青春期的模糊地带。我们作为第一届学生将在这里度过3年。

　　我们来自全区各地的农村，校园里混杂各色方言，即使是说普通话，也不免音色浑浊。与其说是个校园，倒不如说是垦荒的农场，只有一栋教学楼、一栋宿舍、一栋简易的食堂，厕所还是油毛毡石棉瓦搭的，更别想有图书室、澡堂和操场了。这反而让我们更容易适应环境——比我们就读的中学还差一些，多多少少让我们保有农村人的尊严。其实，整个上饶县城都是新建的。它从20里外的城市搬迁到这片坟茔之地，像从母体脱落的细胞，不断地裂变，成为另一个母体。我们兴奋是有理由的——可以不要熬灯油读书，可以摆脱父母的掌控，可以远离泥土，甚至可以谈恋爱。事实上，到了最后的学年，校园已经成了上演“言情剧”的剧场，教室、寝室、食堂、山包上、树林里，到处散落双双对对的背影。

　　我想，一个人的道路很大程度上是因外力而改变的，又形成新的外力。比如一条河，它的弯曲完全是为了适应地理上的模版，又改变模版。在我没遇到皮晓瑶老师以前，我从没预测过我的未来，或者说，我在等待地接受我的未来——伸手可即的、无法改变的教师职业，像班上的48位同学一样，为当一个优异的教师而奋战。

　　语文在师范的课程里一分为二，分为语基和文选。我从小就不怎么喜欢语文，死记硬背，偷不了懒，不如数理化变化大。皮晓瑶老师教我文选。她剪一头指长的短发，上课的时候，脸上飞翔霞一样的绯色，她的嗓音低沉圆润，有穿透力，音质甘甜。我非常喜欢她的课——不是爱语文，而是爱听她的声音。我甚至有点畏惧她，倒不是说她严厉，也不是我露怯，而是我由衷敬慕她。事实上，她是一个和蔼的人，虽然只长我5岁，与班上年龄最大的祝洪春同年。她的温爱与教养是其他老师所不能比的。她的气质像暗夜的光晕，笼罩我们。

　　她是与众不同的，至少我这样认为。她不会让我们记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之类的死东西，也不会要我们背课文。她注重时代背景的诠释，向我们铺叙作家一生的历程。她广博的文学知识和素养，与她的年龄是不相称的。于我而言，她打开的不是一扇窗口，而是广袤的旷野。我看到金黄的秋色，蔚蓝的加勒比海的波涛，俄冈山的白雪。她向我们介绍的作家，我几乎阅读了他(她)们的所有代表作。她一边讲解一边谈自己的读书心得——她是动情的，抑扬顿挫的声调夹缠了她往昔曼丽的时光。只有阅读课文的时候，她起个头，叫学生接力下去。通常第一个被点名的是乐建华。他的父母是上海知青，在县城工作，多年后，他父母和弟弟去了上海，他成了故乡里的异乡人。我们都以为他会去上海，想不到他几经辗转，前两年到农村当了武装部长。去年我和同学徐永俊到乡下探望他，他坐在农家的八仙桌上吃饭，穿一双解放鞋，聊农事，我很难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说：“生活委屈你了。但我为你感到高兴”。他的由高到低的生活，剥夺了年轻人的浮躁气。生活是泥沙俱下的，磅礴的力量会形成巨大的黑洞，人是被吸附的尘埃。那时，他是全校最时尚的人，象棋纵横全区校园，他的温文尔雅在女生中有广阔的“市场”。他朗读极有节奏感，有磁性。一般的情况下我是接他的。我普通话有方言的杂音，又没有情感的起伏，糟糕透了。皮老师选我，完全是出于偏爱——我全力以赴投入文学的样子，即使在全校也是凤毛麟角的。

　　我疯狂地爱俄罗斯文学和英国文学，坚韧的饱含苦难的阿赫马托娃，尖利的维茨塔涅娃，被情欲焚烧的普希金，早夭的拜伦和齐慈，仿佛苍穹上璀璨的星辰，给我心灵抚慰。我没有吸收到俄罗斯的像火一样的血液，却怀有它黑夜无垠的忧郁。《日瓦戈医生》、《猎人笔记》成为我的至爱。但我讨厌契可夫，烦透了高尔基。没有图书馆，我四处举借。我晚自习的时间，几乎是花在抄写外国诗人诗选上，乐此不疲。《安娜-卡列尼娜》和《战争与和平》一直是我渴望阅读的书，我借处无门，就向皮老师开口。这种书，一般人是不轻易外借的，没想到她满口答应。在她家，我很不安地左手玩右手，跟在她身后，爬上阁楼。阁楼有些暗，许多包扎好的纸箱，码成排。她很快从其中之一的纸箱中，找出托尔斯泰的惊世之作。“你要保管好，不要弄脏了。”她说，“我在大学的时候，就非常爱读托翁的书”。我打开书，看见扉页上有她先生的签名和赠言。这是她爱情的信物，也是她青春的见证。我一时无语，眼眶湿湿的。

　　我毕业后，她也改行步入政界。我始终对她敬重有加，她对我的关爱也未因岁月的流逝而减弱。我毫不怀疑，她是接受了天使的派遣，成了我近乎姐姐一样的亲人。

　　乡村教堂坐落在土路边，再往前五华里就到了小镇罗桥。站在二楼的教室远眺教堂，是沙砾一般大的黄点。星期天，我爱去那儿。教堂是一栋二层洋房，泥黄色，房顶呈三角形，避雷针一样的塔尖把它从凡尘中剥离出来——尖细的，形而上的，仰望的。

　　它还是孤单的。四周是矮小的山包，不远处有一个荒废的打靶场，杉树林被压在低坳，只有树梢摇摆在视野里，土路也偶尔晃过一个骑自行车的小贩。信徒并不多，他(她)们从远近的乡镇跑来，背一个布袋。布袋里是《新旧约》，几块零票，记录赞美诗的小学生作业本。他(她)们的神情庄严，静默，有一种慈仁(也像茫然的麻木)。大厅稀疏地容纳了十几人，兄弟姐妹们相互交谈，问好，祝福。时光在祈祷，弥撒，圣乐中镀上了仁爱的光泽。

　　很难说清他(她)们的神色和内心，是什么样的。脸上还有路途的灰尘和疲倦，脚上是黄土，低垂的眼神散发光一样的圣洁。他(她)们的苦埋在黑暗的(内心的)土层里，只在袒露的肌肤上刻划苍老的纹路，而赞美诗仿佛河水，洗去悲与愁。圣乐分清唱剧、弥撒曲、安魂曲。我最爱弥撒曲，尤其是大弥撒中的《圣哉经》：

　　圣哉，圣哉，圣哉！

　　上帝，

　　全权又全能的主。

　　天和地

　　都充盈着

　　你崇高的形象。

　　天上的和撒那。

　　弥漫人类虔诚的爱思的《圣哉经》，是最古老最庄严的合唱。它与《慈悲经》、《荣耀经》、《信经》、《羔羊经》，组成了大弥撒。安魂曲虽然充满亡灵的哀伤，但显得华丽。

　　我坐在他(她)们的中间(却不是其中之一。唱完安魂曲，我也应和一句“主啊，拯救我” )，也能接受圣洁的洗礼。那时我对神父有心往神驰的迷恋，宽大黑色的长袍暗藏了一个神秘的世界。但我至今未看过神父——我生命的某种神性的缺席。2000年秋，我对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女人说，我的婚礼要放在教堂举行，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前几天，我读周晓枫的《圣诞节的零点》，莫名的激动和伤感涌上心头，青春的时光竟然模糊地翻滚而来，像一张没洗好的黑白照。我操起电话就打给县城的同学徐勇。我说，教堂还在吗？他还以为我要买那栋房子，说，被一家私人诊所占了，在打官司。我说我只想看看。我妻子蔡虹说，三江那边有一个。“我在上海读书时，我孃孃经常带我去教堂。那儿真是华美。”她又说。我说，上帝是一样的，但教堂不一样。但我最终没去寻找。那片原野，已经永远消失在繁华的滚滚红尘中，在这十年中，高楼和广场像鳄鱼一样把它吞噬，高速路、外环路如同两块刀片留下的伤疤。说实在的，我也找不到教堂了，连大概的方位都摸不准。找到了又怎么样？

　　记忆中的人与景，被洗劫一空，留下哀与痛。

　　师范二年级，皮老师组织成立了飞鸥文学社，我被选为社长，徐勇为主编，会员有40多人。在三楼的一个空教室里，浮满黑压压的头。我并没想到那是另一种人生的开始，那是一个岔口。

　　在我的道路上，另一个重要的人挤了进来，他叫郑渭波。他是徐勇请来为文学社讲座的。暮秋的风扯起呼啦啦的叫声，从罗桥河扑身而来，像一头猛兽。郑诗人穿一套黑色的西服，头发梳得光彩照人。讲座的主题是如何写现代诗。他解剖自己的诗作，声色并茂。我们把掌声一次次地献给他。结束之后，我们座谈，他喝茶的时候，把杯边的茶叶用手指擦回水里。他的眼睛多情而智慧。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省里以乡土诗闻名的诗人。他是一架诗歌的播种机，广受信徒。除了文选课，我把其它的课程全用于读小说写诗。晚饭后，我，徐勇，傅金发就到他家去玩。他租借在郊区的一户农家，两室带厨房。拐过一片菜地，就到了信江。夏夜的时候，我们拿一只手电，去田里抓青蛙。他穿一双黑拖鞋，走路屁股一摇一摇，唱过时的流行歌曲，偶尔也喜欢翘起厚嘴唇。我们说，郑老师，你这样真性感，你要让女孩子害相思病死的。嘿嘿嘿，他的脸上堆满了纯真的笑容。

　　他那时还单身，他的女友是古典的东方美人。我们到了星期天，就去他家骗饭吃。准确地说，是喝稀饭。他对生活的要求降到胃部的最低处。他用煤油炉煎豆皷，放点油，黄黄的，一下就把我的食欲吊上来。厨房散发浓浓的刺鼻的煤油味。我整块吃豆皷，他会说，少吃点，好咸的。他喝稀饭的声音，稀里哗啦，还念念有词：“好吃。好吃。”我敢断言，他用稀饭招待的诗人是全国最多的。1992年，他的两岁的儿子，被查出左脑发育不好，使他多年处于阴影之中。

　　经常的旷晚自习课，使班主任对我忍无可忍，在班会上批评我：“你这副样子，出了社会，翻跟斗是早晚的事情。”班主任是50来岁的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捍卫者，姓张，为人处事古板，清规戒律一条条，视荣誉如生命，喜欢在夜间抓学生谈恋爱。“昨天晚上，我看到三班的教室有手电筒的光，我就走过去，以为是学生谈恋爱，没想到抓了一个小偷。”一次，他在早操的教台上说，“抓到小偷也是好的嘛。”全校的学生哄地笑了起来。很多恋爱的同学怨恨他。其实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这么多年，我也没探望过他。前年，他死于胃癌，恩怨也随风而散。我也如他所言，短暂的青春在一条曲折的线上，蚂蚁一样艰难前行，我放弃了许多从政经商的机会——因为我遵循内心的方向而活，生活的磨砺又算得了什么。我们要有一颗坚忍的心，平静地面对生活。

　　现在同学聚会，他们还笑我，那时我一整天就知道摇头晃脑背古诗词，去食堂吃饭都忘了，吊单杠像一只青蛙，腿犟了半天，也上不去一个。

　　音乐，书法，体育，称为小三门，是师范生的必修课，可惜我一样都不学，学校发的墨水毛笔我给了同学，体育课从不上，唱歌五音不全，如我者，全校少有。真是丢尽颜面，有辱师门。

　　那片原野的吸引力是强大的，远远大于校园，或者说，我们把原野当作了校园空旷的公园。天空盛大而高远，柔软的草地让单调的下午变得恍惚。春天，野百合举起白色的小伞，野桃树裹一身的绿突兀而出，刺梨一卷卷地翻开白花。

　　山包也成了我们的舞台。放了学，陈海峰，王剑文，缪建强，提一个收录机，就往山上去练霹雳舞。那是让人疯狂的个性化的舞蹈。人到了青春期，道路也开始分野，也充分应验了人以群分的老话。他们蛇一样的腰身，蜜蜂一样的翅膀(双手是另一种翅膀)，引来女生的观看——爱情的前奏。舞蹈家没诞生，他们却成了精明的商人。我们先后在同一座城市安家。陈海峰经常像老人一样，对我说，他曾经多么想考艺术院校，也外出流浪多年，寻找机会，千翻百滚，而现实不容许他耽于梦想。“我吃了很多苦，那是值得的。我只挣钱，世上没有比钱更好的东西。做个艺术家又怎样呢？”他一边微笑地沉浸在物质的喜悦之中，一边弹烟灰，说，“唱歌最大的好处就是容易钓女孩子。”

　　在夕阳下闪亮逶迤而过的是罗桥河。对岸的桥下村被樟树簇拥，炊烟拂过金黄的田野，远远望去，犹如隐没的远古记忆。列维斯坦的油画体现庄严的乡村，就是这种暖色的伤感的色块。于我而言，它是神秘的——即使深夜传来的狗吠，也带来惊惧和愉悦。我们幽暗的散步，独自哭泣，想念并不遥远的家乡，都在那条河边。仿佛那是祭台。低矮的山冈裸露红色岩石，破败的坟墓掩在杂草中，河流渐渐退却亮光，变得淡黑，默契了我们黯然伤神的感怀。我们也去河里游泳，岸上扔满了衣服——货摊买来的旧军服，白边的绿色运动服，我们四季都穿。

　　我忘了是哪个夏季，我们在教室上晚自习，隐隐约约从背后的小路传来剧烈的哭声，我们飞快地跑去看。我们都吓呆啦。一个中年父亲和一个年轻人，用担架抬了一个中学生模样的人——身子赤裸，腹部隆起，脸上浮起青色的淤肿，嘴角淌一丝丝的水，眼睛沉重地合上。他死于溺水。我第一次觉得死亡离我们多么近，就在身边，像一个无法更改的错误。那个一夜衰老的父亲就是我的校长。

　　以至于后来寝室点名，有未到的，我们打起手电往河边跑，好像不是去找人，而是挽留生命。我想起物理老师的话：“人的最低点是死亡，至高点也是死亡，复杂弯曲的线是人生。”物理老师烟抽得双唇发黑，常熬通宵搓麻将。以前他并不这样，一场恋爱让他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们都喜欢他，因为他监考时坐在门口睡觉，还打鼾。

　　1989年四月底，我们从上泸镇中心小学实习结束返校。之后的几个月，我一直处于心力交瘁之中。我非常好的一个同学，死于意外的车轮。她在遥远的异乡读书，我来不及对她说爱，她就穿过我的心脏消失在渺远的人海。

　　我们差不多每天通信，甚至有时一天两封。有一个远方值得期待，有一种思念值得品味。也有一种别离让人失去方向。多年后，我听到张信哲的歌《爱是一种信仰》，心里说不出的滋味，百般愁结。当代社会，爱已经沦落为低级娱乐，哪会是信仰。只是往事已缥缈，路上的人与事，皆茫茫。

　　但我并不沉郁地生活，人要快乐要善待自己宽爱他人，布道自然。在我受了无数的非议与责难之后，我懂得人世沧桑就是生活的大美，正如丰沃的田畴。

　　那个夏季特别多雨，细细密密，沟沟壑壑淌黄黄的泥水。山冈的草木哀哀，阴冷的，灰色的，怅惘的，像一张旧日的脸。

　　学校对我们开始松绳索，筹备毕业考试。喝酒的人，一般即将失恋。他们争分夺秒地拥抱，在晚自习也搂着腰，或者在树林里度过火与焰的前半夜，有钱的，干脆在外租房。像刑前的盛宴。也有即将表达爱的——自卑又暗恋的人，再也不想失去最后的时间和机会，结果是喝更多的酒，洗刷被拒绝的羞辱。教室里的人一天比一天少，忙情侣游，忙走同学家玩。晚间，有人从梦中哭醒，叫某某女生的名字，我们也暗自哀叹：何苦恋爱呢？又哀叹：命运不是捏在自己手上的神符。会考结束，我星夜回家，毕业晚会都没参加——我以逃亡的方式告别学生时代。

　　我一直不敢触摸那个夏季，它是巨大的黑碑。仿佛高悬的亡灵。我以为我忘记了它，其实并非如此，它会在人绝望时，滔天而来，宛如暴涨的罗桥河。

　　2004年10月20——25日

　　2005年3期《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