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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名士风度
江西散文网    2007-11-27 17:09

  

  诗人大都是多血质,一时兴起,慨然送我一本他珍藏50多年的旧书,且是三十年代出版的老版本,纸页变黄了,脆了,翻动时,得异常小心,书的封皮也脱落了。我随便瞅了一眼书名《文学与兴趣》,这么古旧的东西,还是用繁体字竖排的,谁还有兴趣读?

  我漫不经心的样子,很有些伤了诗人的心。他轻轻合上书页,说起了书的来历。

  那还是解放初期,刚脱下军装的诗人回家探亲,探望在国家民委工作的父亲。正是父亲带着他,孩童时(11岁)便参加了赫赫有名的回民支队。靠着半部《水浒传》自学的他,非常喜爱读书,也爱逛旧书摊。在北京琉璃厂淘书,他淘到了《文学与兴趣》。从此,这本书如影随行伴随他半个多世纪。带着这本书,他回东北老家参加重工业建设。因诗招祸,6首讽刺官僚主义的诗,让他从一名红小鬼一夜之间成了另类。头戴荆冠,他仍然带着这本书,发配去了黄土漫漫的大西北。“文化大革命”,他首当其冲,皮肉之苦他能挺过去,只怕心爱的书被抄走。他搜尽苦肠,想出一招,用塑料布把书包了又包,扎了又扎,卷成一束,偷偷埋进自家的花盆里,才侥幸逃过一劫。

  书与诗人传奇般的遭遇,使我产生了好奇,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让他无论北上还是西去,如此割舍不下呢?

  打开扉页,先翻翻目录,再看看作者的名字,全都是些顶尖级的现代文学大家,茅盾、巴金、沈从文、朱光潜、孙伏园、靳以、黎烈文、徐懋庸、郑伯奇、孙用、刘大杰、马宗融、李公仆、卞之琳、艾芜、赵家壁、白薇、草明……一本书里,居然约请到那么多的名家大师,这位约稿的编辑太厉害了,真了不得。他是谁呢?可惜扉页与版权页都缺损了。我请北大学子上网查询,首都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网站都查不到,不禁私下窃喜,或许绝版了,最好是稀见的版本。

  这样一来,翻阅这本旧书,心境就大不同了,它把我带到70多年前,名家大师们的青葱岁月,那时他们都很年轻,有的还是浪漫的文学青年。

  

  原以为名家大师的自述,不是“忏悔录”,就是“成功史”,不是感伤的,就是夸大的。怎么也没想到大师们年轻时的文章,写得如此坦诚率性,平易生动。单单看那题目,就让人觉得够新鲜的:《我曾经穿过怎样紧的鞋子》(茅盾),《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沈从文),《我在文学方面的失败》(徐懋庸),《我要求活人的文学》(林庚),《追求艺术的苦闷》(刘大杰),《文学於我只是客串》(孙毓棠),《苦难使我接近了文学》(奚如),《我希望能够不再提笔》,这篇文章居然是著作等身的巴老写的,“文学是什么?我不知道,而且我始终就不曾想知道。”这话也是巴老说的,我简直难以置信。

  生在一个古旧的大家庭里的巴金,有“将近二十个的长辈,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十个男女佣人。”巴金却说“从小就爱和下人在一起,我是在下人中间长大的。”“虽然也曾跟在文豪学士的后面喊过几声,但也不过喊而已,自己从不敢妄想跟着文豪学士高视阔步地走进文坛。”

  社会现象像一根鞭子在后面驱使巴金拿起笔。他常常绝望地自问,“难道我是被命定了跟在文豪学士后面呐喊的么?”因此他“希望能够坚持着不再把我的笔提起来。”

  读着这样的文字,我渐渐接近了讲真话的巴金。

  从文章里,我认识了离家漂泊,由四川到云南,由云南到缅甸,颠沛流离,一路上带着书,带着纸笔,和一只用细麻绳吊在颈子上的墨水瓶。这个墨水瓶挂在颈子上写作的人叫艾芜。

  漂泊的艾芜,在多雨的桂林遇上了同乡作家巴金。巴金自作主张,替他编了短篇小说集《逃荒》,连书名也是巴金起的。在《逃荒》后记中,巴金认为“那里面闪露着我们的灵魂,贯串着我们的爱憎”。读这样的文章,会使我们永远做一个正直的中国人。

  茅盾先生在我的印象中,总是俨然端坐一室,通贯古今的。除了读过他不多的几部作品,《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白杨礼赞》,很少接触到他作品以外的文字。只是听说为了写《子夜》,茅盾先生天天到上海交易所去观察,混在那些随着股票涨落而狂呼乱叫的人群,亲身去体验股民的那种疯狂感情。

  这回读到他早年写的东西,尤其是《我曾经穿过怎样紧的鞋子》,十分新奇。茅盾说他小学时,最喜欢绘画。教绘画的是一位60多岁的老先生,他的专门本领是画“尊容”。他教学生临摹《芥子园》图画谱,从不自己动手。进了中学,教图画的老师则不同。他强调书画儿最要紧的诀窍是用笔的先后。他当场一笔一笔现画,要学生们跟着一笔一笔现临。然而中学生的茅盾,课余时间大多消费在旧小说上头,绘画只是上课时应个景儿。国文教师是位“孝廉公”,称赞茅盾文思开展,却又不满意他的小说调子。告诫他,等到你的文章立定了格局,然后再看小说。他让学生多读庄子和韩文,引起了学生的逆反心理。多年以后,茅盾感到庆幸:假使当时有人指定了某小说叫我读,而且一定要读到我“立定了格局,”,我想我对于小说也要反感……幸而不久就来了‘辛亥’,“老先生们慨然于‘世变’之巨,也就一切都看穿些,于是我也不再逢到好意的指导叫我穿那种‘紧鞋子’了。”

  小默(有人说是林默涵)的《我对于文学的理解与经验》排在头题。文章开明宗义,“我与文学久已在藕断丝连的状态中,不意最近竟是坠欢重拾。”小默说文学自有它的伟大的社会使命。然而,“说来惭愧,于我它曾经以‘梦’和‘酒’的姿态出现。”像大多数旧家子弟那样,小默多少受到旧文学的陶冶。然而,引领他走上文学道路的,不是韩柳欧苏的古文,汉魏盛唐的诗歌,而是李商隐的无题诗,龚自珍的七绝杂诗,南唐二主,纳兰性德的词,《桃花扇传奇》、《红楼梦》、《花月痕》那样的小说。据他自己说“当时大抵还染了一点才子气……”

  《我有钱就买书》,钱歌川的话深得我心,我看了不觉微笑。一本新书到手,不肯一口气把它读完,好像吃到好东西,不顾一切地吞咽下去。先是把玩它的外形----封面、装帧、色彩,然后再翻开第一页,从目录的标题上,一一去揣摩它的内容。爱书的心情,使钱先生不忍心把任何书损坏;他反对圈点,眉批或画杠杠,弄得一塌糊涂。钱先生说,别人可以在茶馆里坐上几个钟头不觉得难过,他只能在书店里站四五个钟头,“从那里走出来时,便什么事都钩上心来,同时肚皮也饿了,两脚也僵了,只可以长长的舒一口气,什么话却不能说”。

  女作家草明声称《我不愿意坐这把交椅》。十四岁那年,瘦弱多病的草明随父兄从广东顺德乡村来到广州,中学一位教师看过草明一篇小说之后,曾经鼓励她:“我希望你用跑步的姿势迈进着,文坛上有一把交椅等待着你呵”。然而草明却非常清楚:“他给我预定的这把交椅,在我毫无用处。”草明虽说“永远不去回顾那位教师给我预备的交椅。”但她却用自己新的笔头,通过新的认识,写出新的作品。

  朱光潜坦诚,他生平有一种坏脾气,每到市场去闲逛,见一样就想买一样,无论怎样无用的破铜烂铁,只要一时高兴,就保留不住腰包里最后的一文钱。他做学问也是如此。朱先生以《一个失败者的警告》告诫将来想成功者:“文艺像历史哲学两种学问一样,有如金字塔,要铺下一个很宽广笨重的基础,才可以逐渐砌成一个尖顶来。如果入手就想造成一个尖顶,结果只有倒塌”。

  有意思的是陈子展,声称《文学于我是无缘的》,他文笔犀利,直抒胸臆,不信读一段试试:“不是为了有什么天才要表现,不是为了有什么学问要阐扬,不是为了有什么主义要宣传,我所以提笔写一点‘不三不四’‘南腔北调’(借用周树人老先生语,理合声明)的东西,一则为了骗饭吃,一则为了发牢骚”。“至于无可奈何地写一点历史或考证性质的捞什子,并不敢自诩有什么‘历史癖’、‘考证癖’……”如今,有哪位作家会这么直言不讳,直截了当:提笔写东西,一是为了骗饭吃,二是为了发牢骚?

  于赓虞以为《天才是长久的忍耐》。他把现代诗人分为三等,一是误在过于相信个人的“天才”,而任情写去,再者误于过分追求标新立异,“最下者,是那无骨的模仿者,辗转于他人的掌心,而遗弃了个人的气质!”于赓虞对孤独者寄予很高的期望,“中国诗坛的巨匠,只待那些有血有肉而又忍耐的孤独者。”由此得出结论,“天才是长久的忍耐”。

  刘大杰倾诉《追求艺术的苦闷》,进高师的第三年下学期,郁达夫先生来校教文学。刘大杰那时正从家里逃婚出来,手中一文钱也没有,痛苦地寄居学校一间小房里,心里充满着说不出的压迫情绪。于是,他把逃婚的事为骨干,“写了一篇万把字长的似是而非的小说,那篇名是《桃林寺》。”刘大杰送给郁达夫先生看,郁达夫说:还好的。他立即拿起笔来写了一封介绍信。十天以后,小说果然连续地登了出来,编辑先生寄来十二块钱,外附一页信,很客气地叫刘大杰以后常替《晨报副刊》写文章。当时他握着那封信,握着那张十二块钱的汇票,跑出跑进,流出了欢喜之泪。

  资深报人汪倜然,每天除编报以外,还得看6种晨报,翻3种日文报,念英文报。他指出,现在最多的是“玩文学”的文学票友,和“吃文学饭”的文学职工。他劝所志文学的青年,“不急于事功,不急于名利,以最大的热诚,不断的努力,写你所要写的。”他的处世态度是“对他人虚心,对自己严刻(苛?),不党同伐异,也不勾结贵要。”他只愿意自己的作品因其本身的价值获得发表,不愿意编辑因看交情而采用一篇东西。“尽自己的力量,努力写一点较不卑劣的东西”,他相信这是每个文人的底线。

  《关于文学》孙用说得很不客气:文学的一切界说是无用的。最好的批评不过是老实的“私见”。“作家的一切经验是不相干的。……批评家们所说的什么主义,什么主义,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名词的游戏。”言辞激烈的孙用先生,他理解的“所谓文学”,狭义的解释是“爱读的书目”,而广义的解释是“值得读的书目”。

  与一般文人逞才使气的风格不同,教书先生赵景深的文章写得朴实平和,《我要做一个勤恳的园丁》。谈到中国文学史,赵景深比较了郑振铎的版本与陆侃如、冯沅君合编的中国诗史的优长后,认为,“文学史该是一切喜爱文学者努力研究的结晶,这部书该由大家的力量来编。”他提议:集合许多有兴趣于此的人来合编……譬如说,郑振铎、马廉、鲁迅、胡适、吴梅等编中国小说戏曲,任讷、虞前编散曲,赵万里、夏承焘、龙榆生等编词,周作人等编明末小品文……赵先生对文学史的总体看法是:“与其博大,不如精深。”赵景深先生早年对编写文学史就有如此精辟的见解,令人肃然起敬。

  也是从赵先生“九年前(1926)编中国文学小史……”的文章中,我才弄清了手头这本书切近的出版日期。假如征文当年出版,应当是1935年,倘若第二年出书,我想,最迟不会超过1936年,因为从以下两位作家的文章里可以看出编辑催稿很急。“月初接着朋友的来信,要我写一点关于‘我与文学’的东西。”(张梦麟)“承文学社两次来信,要我写‘我与文学’这篇文章,我只得胡说一顿。”(白薇)。

  白薇是位极富个性的女作家,曾以张扬的领袖姿态,纠合第三女师范年轻气锐的同学,要求教师讲世界大势的新文章,读白话文,掀起学校新旧冲突的风波。后来赴日本留学,“经济蹂躏了一个苦学生的心脏”,白薇伤心地断了学图画的念头,转攻文学。读文学书才三个月,“便不自量地写了篇三幕剧《苏斐》,”为留日学生赈灾公演,白薇自己演主角。奔流时代,苏雪林与白薇很要好,她每次和白薇见面,总好说几句“我们女作家,我们女作家。”白薇一听她说这话就脊背发紧。白薇说:“‘作家’,中国现在,严格地说来真有几个?‘女作家’,现代中国,更有几根凤毛麟角?起码我是不配称‘女作家的’……”

  “我们女作家,我们女作家”,70年后,我耳边依稀听见白薇在追问,“你配称‘女作家’么?”我也用她的话拷问自己。香港作家叶灵凤的《读书随笔》第二集里,有一篇《白薇----我们的女将》,追溯在早期创作社刊物中发表过文章的女作家,共有两位,一位淦女士(即冯沅君),另一位便是白薇。白薇,湖南人。外表看起来非常柔顺,内心却刚毅坚定。叶灵凤第一次见到白薇,她刚从日本放假回来。“只觉得她还很年轻,态度非常温文娴雅,戴着相当深的近视眼镜……”

  白薇的字,也写得很别致。她习惯用钢笔写字,每个字的起头和收笔都用力捺一捺,写得两头粗中间细,加上笔划有点颤动,被叶灵凤一伙文学青年戏称为“蝌蚪体”。这篇《我投到文学圈里的初衷》,或许就是用“蝌蚪体”草就的吧?

  诗人卞之琳写了篇《我的印诗小记》。卞之琳的《断章》曾被无数文学青年奉为经典。“我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1929年秋天,卞之琳北来上学,在未名湖畔做了一年好学生,把最难排遣的黄昏大半打发在图书馆里。第二个冬天忽然荒唐起来。“冬天将过,徐志摩先生回北大教我们书,一时高兴,抄了几首给他看,结果说是要选登诗刊,”徐志摩把卞之琳“没有喂火炉的二十几首都要去了带到上海”。当时完全不相识的沈从文在上海见了,就给卞写了一封几页纸的信,说他和徐先生都认为可以印一个小册子。“不久在创作月刊上意外的发见了从文的一篇《群鸦集》附记,看了才知道自己的小册子名字也有了。”

  徐志摩先生和新月书店说妥,决定印行《群鸦集》。从夏天到秋天,卞之琳又写了一些陆续寄去。徐先生来信说愿意作序,书“迟至11月总可出版”。“可是接着就碰到了意外,11月徐先生遇难了,群鸦不吉利,出版也无望了。”1933年1月,卞之琳回南方路过上海,见到邵洵美先生,据说《群鸦集》快付印了,可几天后又碰到难题。“于是第一本印成的诗就算三秋草了”。

  后来卞之琳卖掉了十几首《恶之花》译作给新月书店,作路费,跑到青岛去找孙大雨、沈从文两先生玩,此时,沈从文已应校长杨振声先生之邀,在青岛大学教书。谈起印诗事,“从文说他出钱给我印一本,虽然我曾见到他抽屉里有几张当票,他终于做了一本小书的老板了。”

  靠着微薄的薪金养家糊口,沈从文先生常常捉襟见肘,但他却变卖家中的物品,用自己的当票资助莘莘学子出书,替徐志摩先生了却了生前的一桩心愿。

  《群鸦集》几经周折印了三百本。

  

  沈从文先生对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的扶持提携,体现了中国文坛的一个极好传统。文坛流传的另一段佳话,是关于郁达夫与沈从文的。

  1922年岁末,20岁的沈从文从边城小镇湘西来到古都,寻找生命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住半年后,为着求学,搬到沙滩附近的银闸胡同,一间由原先贮煤间改造的潮湿的小屋,沈从文特地为这个房间取名“窄而霉小斋”。银闸胡同就在北大红楼附近,其时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由于蔡元培先生的远见卓识,北大向一切人开放,也因此,沈从文成了北大旁听生。

  没有了经济来源的沈从文,一面时断时续在北大听课,一面没日没夜地伏案写作。第二年冬,走投无路的沈从文,怀着一丝希望,写信向几位知名作家投书求助。这时,郁达夫正受聘北京大学统计学讲师。

  11月13日,在接到沈从文的来信后,郁达夫立刻冒雪赶来看望沈从文。门外雪花纷纷扬扬,郁达夫推开“窄而霉小斋”,屋内冷嗖嗖的没有火炉,沈从文身穿两件夹衣,用棉被裹着双腿,正用冻得红肿的手提笔写作。……

  “哎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样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写下去。”

  默默听着沈从文倾诉自己来北京的打算和有一顿没一顿的惨状。这个身材瘦长,颧骨很高,表面看来像个江浙商人,而有一肚子绝世才华的郁达夫,感到脊背一阵发冷,他站起身来,将脖子上一条淡灰色羊毛围巾摘下,披到沈从文身上。然后邀沈从文一道上附近小饭馆吃饭。吃饭花去一块七毛多钱,郁达夫拿出五块钱会了帐,找回的三块多钱全给了沈从文。一回到住处,沈从文禁不住伏在桌上哭了。

  “袋中无钱,心中多恨。”沈从文的遭遇引发了郁达夫对社会黑暗的愤懑不满,从“小斋“回来的当天晚上,郁达夫奋笔疾书,写下了《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文章称赞了沈从文“坚忍不拔的雄心”,也诧异于沈从文的“简单愚直”,末了,这位始终没有脱下“五四长衫”的知识分子,为沈从文的出路拟了上中下“三策”。《公开状》痛快淋漓地斥责社会的不平,鼓动叛逆,在青年中引起强烈共鸣。

  不久,郁达夫即向《晨报.副刊》主编推荐,沈从文开始向《晨报》投稿。

  当沈从文在逆境中苦苦挣扎的时候,是诚恳热情,带点名士风度的郁达夫,首先给予了这位未来小说大家以人世间难得的真情抚慰。

  50年以后,郁达夫的侄女郁风拜访沈从文,两人谈及这件往事,70多岁的老人笑了,笑得那么天真,那么激动。“他说那情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后来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来的钱都留给我了。那时的五块钱啊!’。”

  郁达夫探望沈从文三个月后,沈从文借乘公共汽车的一段经历,将自己内心的孤独痛苦写成散文《遥夜----五》。北大哲学系教授林宰平读到后,发表文章称“全文俱佳,实在能够感动人”,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对沈从文作品的第一篇评论。林宰平又将沈的困境告诉梁启超先生,梁先生遂介绍沈从文到熊希龄的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做了一名办事员。在新月社的朗读会上,林宰平介绍沈从文认识了风度翩翩的江南才子徐志摩。

  在此之前,徐志摩对尚不相识的初学写作者沈从文的《市集》,已经写过《志摩的欣赏》:“这是多么美丽、多么生动的一幅乡村画。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鰜鳒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刊载于1925年11月11日《晨报副刊》上的《志摩的欣赏》,坚定了沈从文走上文学道路的信心。虽然,事后沈从文幽默地称这是使他“背膊发麻”的赞语。

  经历过无望无助的人生痛苦,沈从文更能切身体会到贫困文学青年在现实环境中遭遇的人生哀痛。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举办了婚礼,新居在西城达子营。同一个月,沈从文从“学衡派”吴宓手里,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他特别留心那些出身清寒的青年作者的稿件,附在稿件后的作者的来信,诉说自己绝望的困境。这些来信勾起沈从文对往事的回忆。他想起关爱过自己的师长郁达夫、徐志摩、林宰平,接济过自己的北大南开学生刘梦炜、黎锦明、陈炜谟、陈翔鹤、董秋斯,还有北京农大的30来个湖南老乡……

  他也不会忘记,十年前,《晨报副刊》的编辑在一次聚会上,将他投寄该刊的十来篇文章连成一个长条,摊开后当众奚落:“这是某大作家的作品!”随后把文章揉成一团,向字纸篓扔去。他忘不了当初听到这个消息时的锥心之痛。他告诫自己作了编辑之后,决不让投稿青年蒙受他当年的屈辱。正是前辈作家伸出援助之手,引领自己走上了文学之路。

王西彦在《<乡土.岁月.追寻>》(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4期)一系列文章中回忆:沈从文对他送去的稿子,总是用极宽容的态度对待,尽可能使它们得到发表的机会。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夜宿集》,也是从文先生给取的书名并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直到现在,虽然迭经变乱,我竟奇迹似的保留下一份经过从文先生签字的出版契约,成为自己漫长写作历史上一个值得回忆的纪念。”

  沈从文每月的薪金大多用来请作者吃饭,或给青年作者预支稿酬上。他还时常接济穷困学生,尤其逢年过节,有文学青年来借贷,即便家中所剩无几,也尽其所有帮助人家。张充和在《三姐夫沈二哥》一文中写道:“沈二哥极爱朋友,在那小小的朴素的家中,友朋往来不断……没想到我爸爸自命名‘吉友’,这女婿倒能接此家风。一次,宗和大弟进城邀我同靳以去看戏,约在达子营集中。正好有人告急,沈二哥便对我们说:‘四妹,大弟,戏莫看了,把钱借给我。等我得了稿费还你们。’我们面软,便把口袋所有的钱都掏给他。以后靳以来了,他还对靳以说:‘他们是学生,应要多用功读书,你年长一些,怎么带他们去看戏。’靳以被他说得眼睛一眨一眨的,不好说什么。以后我们看戏,就不再经过他家了。”

  1988年5月10日,正直善良的沈从文离开人世。沈夫人张兆和说:“这个来自湘西的山里人倔得很,但一向宽厚待人,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相信,他谅解并且原谅一切。”

  巴金以一个老友的真挚感情写下《怀念从文》:“……最近我意外地找到1944年12月14日写给从文的信,里面有这样的话:‘前两个月我和家宝(曹禺)常见面,我们谈起你,觉得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的人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个。这是真话。’

  “我在从文家作客的时候,他编辑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和读者见面了……我为《文艺》写过一篇散文,发刊后我拿回原稿。这手稿我后来捐赠北京图书馆了。我的钢笔字很差,墨水浅浅,只能说是勉励可读,从文却用毛笔填写得清清楚楚。我真想谢谢他,可是我知道他从来就是这样工作,他为多少年轻人看稿、改稿,并设法介绍出去。他还花钱刊印一个青年诗人的第一本诗集并为它作序。不是听说,我亲眼见到那本诗集。”

  那本诗集,正是卞之琳多灾多难的三秋草----《群鸦集》。

  整本旧书中,我最喜欢读的还是沈从文的《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我反复读了几遍,一如我为了写这篇往事,悉心研读凌宇先生的《沈从文传》。或许是地缘的原故吧,我的出生地赣江毗邻湘江,沈先生描摹的风土人情我非常熟悉,他那被水浸润过的文字风格是我十分推崇的。是啊,南方“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

  “……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孤独一点,在你缺少一切的时节,你就会发现,原来还有你自己。’这是一句真话。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与思想,可以说是皆从孤独得来的。我的教育,也是从孤独中得来的,然而这点孤独,与水不能分开。”

  沈从文的学生,作家汪曾祺说:“沈从文在一条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20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土地上;20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

  从汤汤流水上,沈从文明白了万千人事,学会了广博知识,见过了大千世界,他的想像也是在沅水上扩大的。

  沈从文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全是他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他的文字中透出一点忧郁气质,是因为被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

  到了北方,领略了大海的胸襟气魄,沈从文有了另一番感悟:

  “海既那么宽泛无涯无际,我对于人生远景眸凝的机会便较多了些。海既那么寂寞,它培养了我的孤独心情。海放大了我的感情与希望,且放大了我的人格……”

  

  名家大师个个性情中人,他们身上有着名士的风度,他们的文章有着名士的风骨。原以为,大师们离自己很遥远,不曾想,读了这本70多年前出版的旧书,了解了他们在文学这条路上“穿过怎样紧的鞋子”,曾经“墨水瓶挂在颈子上写作的”,一下子觉得与大师们亲近了。

  我在京郊的古运河畔静坐,默默温习一段二、三十年代文坛往事,反复咀嚼沈从文说过的一句话“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遥想着神交已久,却缘悭一面前辈作家们的风采,他们不仅有很高的才华,还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他们为人为文是那样真诚,对人毫无保留地披沥真心。“真诚是一种心灵的开放”,这是法国作家拉罗什夫科说的。真诚,正是文学的生命。

  过去常听人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作家之间恩恩怨怨,总有些门户之见,每遇不合,则远引高蹈,拂袖而去。然而,我从这本书上读到的印象则恰好相反,“文人相亲,文人相敬,相濡以沫”。当年有影响的前辈作家,几乎无不爱才若渴,常常无私地提携后进。许多正直的作家和沈从文一样,有着独立的人文精神,“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庙供奉的是‘人性’。”在他们眼中,没有尊贵之分,没有壁垒之分,只有独立的思想个性,只有不羁的文人情怀。他们以极高的天分和才华,自由挥洒,创造出了传世的作品,这些作品,凸现了他们生命的价值与精神追求。他们有最值得尊敬的放大了的人格。

  掩卷沉思,我仿佛觉得自己也置身于那些最真诚的人中间了……

  岁月悠悠,往事悠悠……

  原载《中国作家》2007年第5期

编辑: 张愉
来源: 大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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