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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已去 《东方红》歌词作者公木拒绝随风飘荡
江西散文网    2010-06-21 15:45
    今年6月21日,是我国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公木(张松如)百年诞辰。提起公木,人们最先想到的是气势磅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英雄赞歌》和由他编订完成的著名歌曲《东方红》。这些歌,半个多世纪以来随风飘扬,激励千百万人的心。1939年夏秋间,公木和郑律成在延安的窑洞中合作创作《八路军进行曲》(为《八路军大合唱》八首歌之一)。1940年夏,《八路军进行曲》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刊载后,便在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中传唱。1941年8月,该歌曲获延安“五四青年节”奖金委员会音乐类甲等奖。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进行曲》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歌词略有改动。1951年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颁发试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将《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改名为《人民解放军军歌》。1953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重新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又将其改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65年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7月2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歌,邓小平签署了颁定军歌的命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歌词内容,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任务、革命精神和战斗作风。曲调气势磅礴,坚毅豪迈,热情奔放,词曲浑然一体,表现了人民军队一往无前、无坚不摧的革命精神。除创作《军歌》歌词外,公木还创作了电影《英雄儿女》插曲《英雄赞歌》等传唱不衰的歌词。

  对家喻户晓的《东方红》歌词的修改定型,是公木歌词创作的又一杰作。《东方红》是一首曲调优美的民歌,它的曲调是由陕北民歌“骑白马挎洋枪调”移置而来。1944年,陕西葭县农民李有源、李增正叔侄依据此曲调自编歌词传唱,初称《移民歌》,但和《东方红》词有非常大的差别,只有第一段“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与后来的《东方红》相同,应该说只是具备了《东方红》歌词的雏形。1945年10月24日,包括公木在内的东北文艺团到达沈阳。文艺工作队为了向当地群众宣传党的政策,需要准备一些节目,大家想到《移民歌》中有歌颂伟大领袖的句子,决定把它改成一支可供演唱的歌曲,于是由公木、刘炽、雷加、严文井、王大化等几位工作队的同志聚在一起参与歌词创作,由公木执笔负责记载。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凑成了四段。之后,公木又对歌词进行了整理修改。歌词第一段保留《移民歌》原词,将“谋生存”改为“谋幸福”。第二、三、四段歌词全部是新填上去的。第四段主要是唱东北民主联军的,这一段只在沈阳一带传唱过。不久,随着“东北民主联军”的番号取消,这段歌词也就没有人再唱了。

  作为诗人,公木为后辈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

  他和臧克家、田间、艾青等齐名,处在同一创作期,著名诗篇有《我爱》、《哈喽,胡子》、《鸟枪的故事》等。从1927年创作第一首诗《脸儿红》(发表于1928年某月某日《大公报·小公园》)开始,到1998年7月写下最后一首诗《读〈鹏城颂〉———致张朔》,他的创作生涯长达七十余年,出版过《人类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崩溃集》《黄花集》《棘之歌》《公木旧体诗抄》等十多部诗集。他的诗创作,在延安主编《部队文艺》和发起成立《鹰社》时达到第一个高峰(达到了“五岭逶迤腾细浪”的高峰———公木语),代表作《鸟枪的故事》发表于《部队文艺》第一期,在延安曾引起轰动。一年后,他有幸应邀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更是燃烧起了旺盛的创作激情。和一般诗人不同,公木不仅写诗,而且着力进行诗歌创作研究,如他提出歌诗和诵诗的概念。认为歌诗是先写词后谱曲,而诵诗则只能朗诵,进行了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在文学讲习所时,主要是指导学员写诗和进行其他创作。为了加强指导,他深入展开对新诗研究,出版了《谈新诗创作》一书。公木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兼擅新诗旧诗创作,有丰富的创作实践,对诗词创作素有研究。1961年到吉林大学中文系任教后,开讲《毛泽东诗词解读》得心应手。不仅从政治视角,更从艺术视角,从诗词创作规律的角度进行解析,大胆深入,向人们展示一个瑰丽独特的艺术世界。这部讲稿精心修改后,1994年由长春出版社出版,先后重印30多个版次,发行60多万册,创造了诗词鉴赏类图书畅销的奇迹,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公木的学术研究起步很早,到晚年更是硕果累累。1935年公木作《屈原研究》一文,署名章涛,刊于《东方文化》3月号上,同年还由北平震中印书局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文字学概论》。1954年他与杨公骥合写《中国原始文学》,并共同拟定《中国文学史纲目》。1958年与朱靖华合著的《先秦寓言选释》,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公木署名被去掉)。1979年1月,公木20余年的冤案得以昭雪,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得到改正,恢复了党籍,进入人生新时期,学术研究也进入黄金阶段。他“御风与时间同步”,抓紧一分一秒时间著述写作,相继出版了《诗要用形象思维》、《老子校读》、《历代寓言选》等专著。还担任全国重点科研项目《中国诗歌史论》的学术带头人,主编《中国诗史》、《中国诗歌史论》等多卷本专著。皇皇六卷《公木文集》,其中大部分是这一时期完成的。特别引起学界关注的,是他在晚年发表《第三自然界概说》,提出“第三自然界”的理论范畴。认为人类通过劳动从“第一自然界”中创造出“第二自然界”,人类本身便是这个“第二自然界”主体并生活于“第二自然界”。而所谓“第三自然界”,则是人类想象的产物,是以人类活动为核心的“第二自然界”的反映,是影子世界、精神世界,是浮现人们大脑荧屏上的光辉灿烂的创造物,它不存在于意识以外,它是生命的火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它是由艺术或诗所建立的形象王国。对此展开了充分和精辟的论述,形成了独特的一家学说,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对《老子》等古代典籍的研究,将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献相结合,开拓出学术研究的新境界,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高度重视。

  公木还是教育家,他的大半生是在学校的讲坛上度过的。从中学到大学,从国统区到解放区,从北京到长春,他呕心沥血教书育人,以自己丰富的知识和满腔的心血培养了一批批学子。公木曾说:一生最喜欢教师这个职业,最看重“教师”这个称呼。他确乎与教师和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在山东、河北等地的师范和中学教过书,抗战期间又曾在延安承担过抗大、鲁艺的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吉林大学的教学和领导工作。回顾往事,公木说:“我的一生应该说是一个教员。写诗都是业余的。我教过小学(在北师大预科时到小学代过课),在山东、河北教过四年正规中学。抗战开始后,在抗大、鲁艺讲过课。以后到东北,主要是办大学、搞教育。后来调到鞍钢,也是从事职工教育工作。1962年到吉林大学,全副精力都用在教学岗位上。”他仅在大学就工作了40多个春秋,终生以教师为己任。

  公木无愧于诗人、学者、教育家的称号,那么,他的为人如何呢?对此,他的好友臧克家用“绝不随风飘荡的人”来评价他。的确,公木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是一个决不随风飘荡的人。

  公木1930年1月加入共青团,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30年8月1日,刚加入革命队伍不久的公木,响应北平地下党号召参加“暴动”和“飞行集会”,暴动失败后和50名同志被敌人逮捕,关进北平警备司令部监狱。阎锡山已决定将这批政治犯“祭刀”,只是时局发生变化,蒋胜而阎败,才侥幸保全了性命。半年后因参加抗日救亡集会,再次被捕,羁押于北平市公安局,一个月后被保释。1933年春天,他参加革命活动的踪迹被敌人发觉,警察已派人到北平师范大学抓他,幸亏地下党传信早,他爬上老槐树翻墙逃跑,才没被抓住,跑到山东滋阳乡下,边教书边躲藏,过了两年隐蔽的日子。抗战爆发后,几经周折来到西安,忍痛把唯一的女儿寄养在不知姓名的老乡家里,在山西打一段游击,受组织委派护送女同志来到延安。1939年七八月间,在延安和郑律成合作创作《八路军大合唱》一举成名,荣任胡耀邦直接领导下的军委直属政治部文艺室主任。1942年做为唯一一名部队文艺工作者代表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抗战胜利后,奉派到东北创办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创立发展做出了贡献。1953年在鞍钢搞职工教育颇有成效,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1954年10月,周扬出面调公木到北京,接替丁玲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1958年夏,公木以中国作家协会代表的身份,赴匈牙利、罗马尼亚访问,宣传党的“双百”方针及文艺界反右斗争的情况,回国后自己却被划成了右派,开除党籍,降为行政15级,下放到吉林省图书馆劳动改造,开始了长达20年之久的坎坷人生之路。在被划为右派的岁月里,他处处招人白眼,劳动改造受人监督,作品不能发表,偶有发表也不能署名,“文革”中又被关进“牛棚”屡遭批斗。

  而这所有的不幸和挫折都没有改变他的信仰。公木1930年入团、1938年入党,自从选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就没有改变过。坐过牢,被通缉过,甚至有被杀头的危险,都不能使他改变信仰。即使被党组织多次错误处分,直到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也没有改变信仰。他在一首诗中披露心声:“一从结发读宣言,便把头颅肩上担。遵命何如革命易,求仁自比得仁难。穷途未效阮生哭,晚节当矜苏子坚。问俺早知这么样,早知这样也心甘。”被开除党籍远离组织,他依然心在组织内,依然照一个党员的标准行事,“肉烂依然锅里滚,船翻犹自岸边行”。这是因为他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他说过:“你看那黄河,从发源地下来,曲曲折折,拐了多少弯,但它依然奔腾向前,终将流入大海。”同样,挫折也改变不了他的真理追求。他说: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真理一定是真话。说真话是求真理的前提。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他对政坛的一些风气不满,有感于有的领导干部不愿听真话,他几次以诗的形式,反映心声。

  斯人已去,让我们记住这个绝不随风飘荡的人。(樊希安

编辑: 骆寒蕾
来源: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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