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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理想·批评
江西散文网    2010-08-16 16:09
    杨厚均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界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多么强烈的创造伟大作品的激情,相反,对宏大叙事的解构,对文学自娱自乐功能的强调成为了主流。先锋、新写实、新历史、身体写作等等都内在着作家对创造伟大作品的文学成规的悖反。在我看来,这不过是文学摆脱既往束缚的一种策略,一种突围表演,一旦突围成功,表演将失去意义,文学将回到真正的自身,创造伟大作品必然再一次成为获得“解放”的文学的强烈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伟大时代需要伟大作品成为当前文坛热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文学对自我反思的新趋向。

  在这些呼唤中,有几个关键词值得我们注意,这些我们似曾相识的词语,在新的语境里正在显示出新的生命活力。

  政  治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这是因为在众所周知的那个政治极端化时代,文艺曾受到过巨大的伤害。解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成为改革开放后相当一个时期文学生存的基本逻辑,在文学领域几乎到了谈政治色变的地步。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文学“向内转”以后,有人开始对此进行冷静的理性的思考,再一次正面提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并把文学对于政治的关注、反映看作是创造伟大作品的基本前提。

  陈涌在《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3期发表《有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些问题》一文,该文从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家”入手,谈到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特别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再学习再理解问题。文章认为,毛泽东强调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为了中国产生无愧于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时代的伟大作品。文章特别谈到如何正确理解毛泽东的政治的内涵问题,谈到文艺为政治服务并不等于文艺为政策服务的问题,文章根据毛泽东“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论述,认为“直到今天,都还不能说每一个文艺工作者,包括文艺理论家在内,都是从毛泽东依据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所理解的政治来理解政治的。长久以来,不少人心目中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就等于文艺为这样那样具体政治任务甚至是具体工作服务,以至使得文艺创作常常被推进到狭隘的胡同,作家艺术家失去了作为创作主体的主动性,失去了文艺在革命斗争和建设中巨大的动员和改造的作用,失去了真正成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用。”

  李建军发表了系列文章谈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发表于《小说评论》2007年第2期的《文学与政治的宽门》一文,更是对相当一段时期以来文学对政治的疏离进行了大胆的反思,在他看来,“由于普遍缺乏介入政治生活的激情和勇气,由于对政治冷淡和厌倦成为一种时髦的倾向,致使我们时代的文学越来越局限于个人生活的狭小范围,越来越流于浅薄和无聊,越来越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把文学从政治分离出来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一个人必须有足够的勇气,才敢把政治上的深刻性和力量感,当做评价作品的一个尺度”。该文再一次肯定了政治对于文学的积极意义:“一个作家若是不善于从政治的维度观察人,他就不仅很难全面而准确地理解人本身,而且也很难完美而生动地描写人,很难写出那种厚重、深刻的作品”,认为“政治目的”不仅赋予作品以“意义”,甚至还决定着作品的生命力,换句话说,文学作品的价值和力量,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于作家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激情。

  的确,在当前语境中,把政治上的深刻性和力量感当做评价作品的尺度仍然需要足够的勇气,但是人们已经意识到,在文学疏离政治的历史时段里,不仅没有产生堪称伟大的作品,甚至连文学本身也被社会疏离,这样的事实必将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调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毕竟在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时代里,我们还有过堪称经典的作品。因此,政治仍然将成为文学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对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思考将成为文学理论和批评的重要内容,这种思考也将在过去的基础上更加理智更加深刻。

  理  想

  和政治一样,理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的文学中也遭到了被放逐的命运。如果说对政治的疏离是与“纯文学”吁求联系在一起的话,对理想的放逐则为文学的欲望化、物质化提供了无限的空间。也许在一开始,对理想的排斥还有着抵抗文学的虚假性的积极意义,但理想的盾牌一旦撤离,众多打着“真实”旗号的形而下的物质主义元素即刻实施了对文学的包围,在这样的一种文学环境中,人们不可能期望产生伟大的作品。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样一种状况,近年来关于创造伟大的作品的论述中,远大理想这样一个似乎有些陈旧的话题重新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兴趣。

  陈涌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重新提到毛泽东的《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针对“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的提问指出:“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对于“远大的理想”,毛泽东做了具体的阐释:“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日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主义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没有这种伟大理想,是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的。”对此陈涌感慨地说:“尽管当时人们还意想不到,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所走过的道路是这样艰难曲折,而且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艰难曲折,但正因为这样,毛泽东这个伟大理想在今天是更加吸引人、更加激动人心的。”他认为“毛泽东70年前对当时的青年艺术学子提出的三大要求,(另外两个要求是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引者注)就像对我们今天的艺术学子以至作家艺术家说的一样,一点也没有过时。它是不会过时的。因为这三大要求今天是,明天也是产生无愧于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时代的伟大作品的必要条件。”

  何雁、熊元义在《黑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发表《以伟大作品引领多样化的文艺发展》一文认为,“当代中国文学缺乏想象力就是当代中国作家缺乏远大的社会理想”,对此他阐释道:“当代中国作家之所以缺乏远大的社会理想,是因为当代不少中国作家在精神上彻底背叛了他们的社会出身。也就是说,有些中国作家虽然是社会基层出身,但是他们不是维护和捍卫基层民众的根本利益,反映和满足这些基层民众的根本需要,而是损害和掠夺。他们这种精神背叛不但导致了一些中国作家在人格上的萎缩,而且在精神创造上缺乏底气”, “当代中国作家要无愧于这种诗人的头衔,文学家的称号,要创作出有生命力的伟大文学作品,就必须直面现实,感受基层,超越局限,精神寻根。”对理想的重新强调内在着对于文学思考方式的重大转变。如果说,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对于文学的思考更多地聚焦在如何打破既有陈规获得文学的自由与解放的话,新世纪以来,一些敏锐的作家、批评家、学者却开始对如何从正面积极地建构新的文学规范进行思考。理想正是从正面的积极的建构的意义上提出来的。雷达在《小说选刊》2006年第6期发表《通往深刻的道路》一文,提出文学的“正面的价值声音”,他认为现在的文学最缺少肯定和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能力,这种“正面的价值声音,不仅表现为对国民性的批判,而且表现为对国民性的重构,不仅表现为对民族灵魂的发现,而且表现为对民族灵魂重铸的理想。”早在2005年洪治纲就在《文汇报》上发表过《信念的缺席与文学的边缘化》一文,在该文中作者就指出当时的作家们总是不断地向各种形而下的现实世界行注目礼,而对形而上的理想世界,却表现出相当程度上的模糊姿态。作者坚信,人类因梦想的存在而伟大,文学因梦想的存在而辉煌。离开了伟大的梦想,离开了高迈脱俗的理想,我们的文学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脱离低俗的欲望。作家应建立共识性和终极性的文学信念,因为只有这样才会使作家形成向形而上的理想高度不断攀援的创作态势,从而影响整个民族文学发展的气质。

  批  评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因为种种原因,文学批评逐渐衰微,代之而起的是所谓纯粹的学术研究,学者自说自话,自圆其说,画地为牢,放弃了与创作实践的沟通交流,由此创作失去了批评的引导。在这种情状下,创作便成为脱缰的野马,任意狂奔,而最终只能是精疲力竭,失去真正的活力。文学批评的缺席,对学术包括学术规范的过分强调,忽略了研究的现实情怀,是妨碍伟大作品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文学批评的呼唤成为文学界的重要命题。

  陈晓明在他的《批评的历史与超越媒体的可能性》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学批评在大学科目里没有位置,因为大学教授都不是批评家,从事文学批评很难跻身教授行列,这样一个矛盾使大学的文学研究与现实的文学创作相隔绝。”王尧、林建法在其主编的“新经典的文库”序言中指出,当代文学研究缺乏对当下创作实践的及时的批评,一个时代的经典是通过不断的批评、研究才能呈现的, “一个时代的作品,如果没有被同时代人阅读、研究、评论、选择,那么,这个时代的‘经典’是不会自动‘现身’的”。李建军对萨义德和班达对于知识分子的理解进行了比较,认为萨义德对一切形式的专业主义的批判、对“专业态度”(professionalism)当做对知识分子的“特别的威胁”的理解,和班达的对知识分子的“介入”现实政治的警惕甚至否定的态度相比,前者无疑是更具有现实意义,而后者就显得多少有些高蹈和空洞。在这里,对“专业态度”的反思与反对正内在着对于过分学术化的文学研究的不满和对于强调与创作实践对话的文学批评的深情呼唤。

  近年关于创造伟大作品的论述,实际上还涉及到什么样的作品是伟大作品、当代特别是当前有没有伟大作品、多样化时代需不需要伟大作品等众多话题,即使是对于如何创作伟大作品也还有诸多有价值的观点,但我以为在这些论述中,上述三个方面的观点在当下文学环境中显得更有针对性也更具启示意义。

编辑: 骆寒蕾
来源: 中国作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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