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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丧子 柳红:了解哀痛的人,知道如何活下去
江西散文网    2011-01-18 15:50
    女作家戈艾姬说:“我走到今天,驱使我的不是成功,而是生命中的丧失感。了解什么是哀痛的人,知道如何活下去……”

  曾经我也是一个什么都不缺的女人,后来我失去了婚姻,再后来我失去了儿子,在别人眼里,我或许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吧,只剩下了我自己。可是我发现,即使生活将我置于如此境地,我依然有能力让自己活得快乐而充实,而这种快乐和充实,来源于我的自我成长,来源于我的内心深处,所以它是有力量的,是长久的。对于未来的日子,我的态度有两种,一种是无所畏惧,一种是享受每一天。 ——柳红

  “上世纪80年代是一切从头开始、英雄不问来路的时代,是思想启蒙的时代,是求贤若渴的时代,是充满激情畅想的时代,是物质匮乏、精神饱满的时代,是经济学家没有和商人结合的时代,是穿军大衣、骑自行车、吃食堂、住陋室的时代,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一起创造历史的时代。”独立经济学者柳红在新作《八O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中如是说。近日,她带着这本首次呈现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学家群像的作品做客“尚读——北京青年读书沙龙”。

  柳红的另外两个身份其实辨识度更高,其一是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前助手,其二是天才少年子尤的母亲。在她的心里,这本书是献给80年代的,是献给笔下这些人物的,也是献给儿子子尤的。“这也是我履行对他的承诺。我今天的一切,都和子尤分不开。努力工作,做有价值的事,做对的事,都包含了对他的告慰。”

  80年代是现在的一面镜子

  在这本书里,第一次全景展现了上世纪80年代老、中、青三代经济学人的风采和历史:第一代,是像薛暮桥、孙冶方、马洪、蒋一苇等这一代老布尔什维克,1920年以前出生,既是革命者,又是学者;第二代,是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诸如刘国光、董辅礽、吴敬琏等,他们年富力强,承担起历史使命;第三代,是曾经的老三届,当过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了解,有极大的热情、激情和创见。“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有理想、纯粹、正派、不计个人得失、生活简朴,即使作为政府的咨询决策机构,离权力中心很近,也是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不是为自己换取什么既得利益,因此相对独立。”

  虽然在人们的固有印象中,经济学专家总难免会与刻板、缺乏情趣等词产生联系,但是,在柳红的记述中,书中这些可敬可爱、书生意气的经济学人却都有血有肉,懂得人间烟火。比如蒋一苇,曾是《挺进报》的工作者,后来逃脱了渣滓洞幸存下来,一直在机械领域工业部的系统办杂志,直到“文革”后,才被调进社科院做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再比如,“文革”时曾被打入监狱的孙冶方,狱中没有纸笔,直到获释那天,7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坚持在狱中为《社会主义经济论》打着腹稿,共计有85遍之多。出狱后,当他在病榻上给编写小组口授自己的心得时,就像是在与死神和时间赛跑。

  书中,柳红还呈现了学人们大量不同于当下的精神状态。“那个年代的开会和聚会也与现在不同,吵来吵去,头脑风暴,白天黑夜地开,总有新思想、新办法产生。会后,有价值的思想很快就会传递到决策层领导那里,有的很快就付诸实践……年轻人去见部长推门就进,到中南海向领导汇报工作,也毫无顾忌。”

  柳红说,这些80年代的品质在当下都成了稀有物种。但是毕竟留下了一面镜子,一个参照系,在面向未来时,可以比较,可以反思,从而成为一种重要的思想和精神资源。所以她会说:“这是他们的故事,也是你们的故事,还是我们的故事。”

  好好活着,是儿子所希望的

  为了这本书,柳红投入了两年的心血,尽可能采用第一手资料,前后采访了70位改革亲历者。面访、电话、邮件,一次次的采访和考证,以及浩大的文献阅读,才支撑起了这部书的厚重与扎实。而两年中,不断鞭策她前行的是已经身在天国的儿子子尤。“他希望我写作,一直鼓励我写作。他的心愿,是我牢记在心的一件大事。”

  “一次大手术,两次胸穿,三次骨穿,四次化疗,五次转院,六次病危,七次吐血,八个月头顶空空,九死一生,十分快乐”,这是生前,子尤对自己的一年多的病史做出的总结,除了“十分快乐”一项以外,其他数字其实早已被突破。而且,还有更多让人难堪的疼痛、不适、困难,就像一日三餐一样,每日每时都在烦扰着母子两人。子尤需要晒太阳,为了让他呼吸好的空气,母子二人每天都去颐和园,但所住的宿舍楼没有电梯,上下6层楼,运气好的时候,柳红能从楼下找一个工人,花10元钱帮自己一块把孩子抬下去,运气不好,就得一个人扶着1米84的儿子走,走一会儿,歇一会儿。蹭到楼下,柳红就推起轮椅往颐和园跑,“因为路上空气不好,能少吸就少吸”。到了颐和园,还是犯难,“每个门都有一个高门槛,轮椅进不去,只能绕到特别远的如意门进。”晒够了又往回跑,有一次奔跑的过程中,儿子感慨:“妈妈你怎么这么有劲啊,大太阳底下,你就不累?”柳红一下把轮椅停下来,转到儿子前面,看着他,“孩子,如果妈妈不是这么有劲,你会怎么样?”子尤片刻停顿,回答“那我可能就走了”。

  柳红感慨地说:“我们两个人就是这么互相支撑着走过来的,到了后来,我之所以还能撑着,那是因为子尤给予了我太多的力量,我必须对得起他。”

  一年后,柳红送走了儿子,生命也随之改变。开始是朋友拖她去练瑜伽,那时的她身心俱疲,一拒再拒。最后以“舍命陪君子”的心态上了一堂课,第二堂课,竟在教练面前晕倒。所幸她遇到一位好教练,告诉她运动可以分泌一种物质,对付抑郁情绪,并建议她每天快走或慢跑。于是她决定每天清晨爬百望山,背着瑜伽垫,在山里练瑜伽。这当中,“多少次在山中大放悲声,风吹泪,不留痕,天地知。”后来,她开始全新的生活方式:少食,吃素,少购物;不用冰箱,放弃空调,走到哪儿都带着水瓶;练瑜伽,加之有年幼时的舞蹈功底,如今的柳红能劈叉、下腰,做高难度的瑜伽动作。

  两年前,她又开始了长跑,从最初的几百米,跑到今天,最多一次可以跑20公里,50岁的她给自己定下目标,要去全国和全世界各地跑马拉松。除此之外,她每天写毛笔字,读书,给《癌症康复》杂志写专栏,联络病友和丧子妈妈,还有自己的专业工作,生活充实,精神饱满。“因为这些都是儿子所希望的。”

  “去年,子尤去世周年的时候,我去墓地看他,正好碰到他的好朋友杜轩,我问杜轩,‘杜轩,如果子尤在的话,你说他对我现在的状态会满意吗?’杜轩回答‘会的!阿姨。’”话未尽,泪已盈眶。(祖薇)

编辑: 骆寒蕾
来源: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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