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者常说：“到欧洲看教堂，在中国看寺庙”。这话虽然有些调侃的意味，却不无道理。

　　“天下名山僧占多。”欧洲的教堂在城里，而中国的寺庙多在山中，名山与古刹浑然一体，自然山水与人文山水有机结合，于是登名山，看古刹，就成了中国旅游的一大特色。

　　立秋刚过，层林初染。我们从北京出发，自己驾车往游承德避暑山庄、云冈石窟、应县木塔、恒山悬空寺和五台山。这一线路，事先并未刻意安排，不经意间走的都是名山古刹，成了名副其实的佛国之旅。对我而言，到过应县木塔，世界三大奇塔就走遍了；到过云冈石窟，中国石窟三圣就走遍了；到过五台山，四大佛教胜地就走遍了；到过恒山，五岳就走遍了，故而身心愉悦，似乎比往常多了几分惬意。

　　“一座喇嘛庙，胜抵十万兵”

　　我是第二次到承德避暑山庄。两次都给我同一个印象，即这里是了解中国园林文化特别是皇家园林的一个窗口，是打开清王朝特别是康乾盛世的一把钥匙。避暑山庄依地形而造景，比北京颐和园大一倍，分为宫殿和苑景两个区。宫殿区由正宫、松鹤斋、万壑松风和和东宫四组建筑组成，殿、堂、楼、阁，都像北京四合院一样朴素、端庄、古雅。苑景区在宫殿区北面，包括湖区、平原区、山区三部分。宫墙之内，景致迷人，既有江南水乡的妩媚清秀，蒙古草原的辽阔浩瀚，又有北方山川的雄浑壮美。加之，苑景区内浓缩了江南诸多地标式建筑，致使“山庄咫尺间，直作万里观”，叫人流连忘返，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再来。

　　而山庄宫墙之外的寺庙群——外八庙，宛如一串珍珠，自东向西，一字排开，形态各异，金碧辉煌，雄伟壮观。无论你站在宫墙之上，还是立于外八庙任何一处，纵目远眺，山庄内外，其宏观布局之大气，中观设计之典雅，微观建筑之精美，包括康熙、乾隆分别起名的72景点，无不令人称奇，叹为观止。

　　避暑山庄，原是一个隐藏于燕山深处的小山村，始建于康熙，完成于乾隆，耗时87年。山庄的兴建，除充分利用承德优越的自然条件外，还有深刻的背景。17世纪末，康熙在平定南方后，战略北上，着手解决东北、漠北和西北的边防问题。当时，沙皇俄国趁清朝忙于平定“三藩之乱”，不断向我国北方渗透，妄图蚕食蒙古地区。康熙认为，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来侵略， “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他采取团结政策，使蒙古各部心悦诚服，从而形成“众志成城”、“边境自固”的安定统一局面。承德避暑山庄正是康熙这一战略思维的产物。

　　当年，康熙在通向蒙古各部的交通要道上，设置了周长500多公里的木兰围场，每年秋天在这里行围打猎，康熙亲自参加的就有48次。康熙此举，意在加强同蒙古各部上层人物的联系，对北方边境起到威慑作用，同时借以提高八旗军的军事技能。木兰围场离北京有千里之遥，需要在沿途建立借皇帝休息和储备物资的大小行宫。为此，康熙选中武烈河边、罄垂峰下的热河上营村，建筑热河行宫。这里，不仅山川有北雄南秀的特点，而且距离北京250公里，“奏章朝发夕至，综理万机，与宫中无异。”加之，山区气侯凉爽，康熙取名“避暑山庄”。后来，雍正改热河为承德，取承祖恩，德天下之意。

　　山庄建成后，康熙、乾隆每年从农历三月三日到九月九日重阳节，都要移居承德，从事政治、外交、民族、围猎等活动，这里便成为北京之外的又一个政治中心。

　　“一座山庄，半部清史”。山庄外的寺庙群，从设计、建筑到使用，都体现了康熙“修德安民”的指导思想，具有政治、战略、文化等多重意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780年，西藏政权首领班禅额尔德尼六世长途跋涉两万多公里来到承德，为乾隆庆祝70寿辰。乾隆对班禅六世的到来极为重视，依照班禅在后藏日喀则居住的札布伦寺的样式，兴建须弥福寿之庙，作为班禅六世讲经和居住的行宫。这座庙体现了藏族寺庙因山而建的特点，同时又运用汉族建筑艺术的处理办法，在平面布局上沿中轴线两侧对称安排藏式大红台、妙高庄严殿，汉藏建筑艺术融于一体。

　　此外，像须弥福寿之庙一样，仿西藏三摩耶庙的普宁寺，仿拉萨布达拉宫的普陀宗乘之庙，仿五台山殊像寺的殊像寺，仿伊犁固尔札庙的安远庙等，也都溶进了各族人民的才智，既有汉族建筑艺术风格，又有新疆、西藏、蒙古等民族的建筑特色，充分体现了康乾盛世英主们的宗教热忱和政治用心。山庄建设重视细节。寺庙中碑文多是记录康熙、乾隆的文治武功，但每块碑文都用汉、满、藏、蒙等多种文字并列，显示各民族互相平等、互相尊重。

　　令人惊叹的是，外八庙在山庄周围形成众星拱月之势，每座庙门都朝向山庄，象征着边疆各民族人民和清朝中央政权的关系，达到“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政治目的。目睹山庄与外八庙的建筑格局和风格，联系康熙、乾隆在此礼遇各族上层人物的活动，相信确有“一座喇嘛庙，胜抵十万兵”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