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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一辈子就干一件事
江西散文网    2013-01-05 11:37

  作家刘震云

  刘震云:一辈子就干一件事

  荣获年度作家

  《Famous名汇》/图文

  出道伊始,刘震云就通过描写城市社会的“单位系列”和干部生活的“官场系列”,引起强烈反响,被称作新写实小说的主力作家。从《一地鸡毛》中认 为家里一块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重要的小林,到《我不是潘金莲》中上访20年只为纠正一句话的李雪莲,刘震云用一贯幽默的态度保持着对现实的敏感,完 成着身为作家的责任—描摹出更真实的生活。而《一九四二》则让他把一个作家的责任推进到电影圈。

  刘震云,著名作家。1958年5月生于河南,种过地,当过兵,1978年参加高考,以河南省文科高考状元的身份进入北大中文系就读。代表作品有 《一地鸡毛》《手机》《温故1942》《一句顶一万句》,其中《一句顶一万句》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刘震云屡次登上中国作家富豪榜的前30位,2012年 以280万版税收入列作家富豪榜第19位。今年,刘震云推出首部女性视角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同时,由其小说《温故1942》改编而成的电影《一九四 二》也于今年年底上映。

  这一年的作家很风光。

  莫言获了诺贝尔文学奖,掀起一股“莫言热”。围绕着他发生的林林总总像是几个荒诞的故事。莫言开玩笑说想用750万人民币的奖金在北京买套房, 潘石屹立马跳出来问他有没有户口。有人干脆建议开发一个“莫言盘”,小区门口必然有莫言老师的雕像一个,会栽种红高粱若干;走进小区,小溪流水,每到傍晚 一片蛙鸣;小区正中心,一定要有一个“S”形性感美女雕像,上题四个大字“丰乳肥臀”,这场景会不会变成现实?希望大力推动地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 高密市一定动过念头。

  而刘震云编剧,冯小刚导演,筹备18年的电影《一九四二》也于今年上映。有人说,诺奖之后,莫言在左,刘震云在右,刘震云不置可否。他在苦难中发掘的刘氏幽默,通过电影成为这个时代最受关注的悲喜剧。

  刘震云早就写过关于房子的荒诞故事。《一地鸡毛》里的小林愁房子,那时候房子是权力的问题,按级别、工龄分房,而现在房子完全变成了金钱的问题。

  金钱在文学圈也发生了转移。这一年,制榜人吴怀尧首次推出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网络作家唐家三少、我吃西红柿、天蚕土豆分别以3300万元、 2100万元、1800万元的版税收入(近五年)排在三甲位置。网络文学从最初的论坛发帖,到现在的商业模式,走过了10年。网络作家获得的收益也在今年 迎来一个爆发点,成为一个又一个隐形富豪。

  电商忙着利用纸质书做促销,打价格战,但是文学的商业价值日益凸显。有超过160万人在起点中文网上写小说,其中年入百万的作家超过30人。作 为网络作家首富,唐家三少保持着平均每天写一万字、107个月不断更的纪录。而作为其他影视作品、游戏的源头,文学的活跃引领了下游的潮流。

  韩寒和郭敬明依然是最具品牌效应的青年作家。前者在经历了旷日持久的“方韩大战”之后,依然无损形象,推出app“ONE·一个”,正式上线不 到24个小时,就登上App Store中国区免费榜第一名。而郭敬明在带领旗下众多作者致富之后,也进军影视,以导演和编剧的双重身份启动青春电影《小时代》。

  毫无疑问,文学依然很重要。就如杯子和水一样,就算有一天没有了纸质书,文学本身依然不可或缺。就像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末日,有人选择大吃大喝,有人选择去看电影,也有人愿意举办一场末日诗会,探讨一些幽微的问题。

  这一年的年度作家我们选择刘震云,不仅因为他在文学上的成功,同时因其精彩的“客串”,最大限度的扩展了文学的价值,让人们吃了一口甜食之后,开始深思这浮华背后的荒诞现实。

  刘震云以“真实”为由拒绝了服装编辑的安排。他身上的对襟上衣是拍照标配。他拒绝摆拍,表示“想当然的在书房里拍一位作家,还不如在羊群里拍。”但是真把他拉到羊群里呢?“为了拍照去一趟内蒙古,我可不干,太麻烦。”

  刘震云

  今天下午,刘震云接受了9家媒体的采访。

  直到晚上7点半才喝上一口热汤的他询问华谊的工作人员,“国立他们呢?”,得到的答案是所有嘉宾都已结束工作,只剩下他一个。

  你很难知道他对此的态度是什么,得意抑或是厌倦,“我不习惯这种生活,但悲剧也并不只发生在我身上。一部电影上映,作者频繁接受媒体采访,讲些车轱辘话。这也是应该尽的义务,你不说谁说呢?”

  电影《一九四二》的上映让刘震云的声誉再次达到一个高峰。这部筹备了18年的全明星灾难大片由他的中篇小说《温故1942》改编而成,编剧是他 自己。刘震云是整件事情的源头,20世纪90年代,他写出了这个故事,而王朔把书推荐给了冯小刚,从此冯小刚逢人便说,念念不忘。

  作为中国最知名也最成功的当代作家之一,刘震云和影视缘分不浅。他的代表作《一地鸡毛》《手机》等都曾被改编成影视剧,引起轰动。作为制片人,还推出过国内首部“作家电影”《我叫刘跃进》。但他始终认为,自己不是编剧,离影视圈很远,只是有几个朋友恰好是导演。

  而作为作家,刘震云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稳定的写作水准。在去年凭借《一句顶一万句》获茅盾文学奖之后,又在今年推出了新作《我不是潘金莲》,故事中有上访,截访,超生,假离婚,一贯的贴近现实。

  在刘震云看来,一个作家的责任在于对生活提出不同的认识。这种“不同”如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一样,比人们之前的见解更接近事物的本质。30年 前,他写过《一地鸡毛》,后来被冯小刚拍成电视剧,由陈道明和徐帆主演。里面的小林觉得自己的一块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重要。这样的逻辑一直延续到电影 《温故1942》,甚至被放大到更大的悖反:究竟是300万灾民的性命重要还是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丘吉尔感冒更重要?历史书选择了 后者,而刘震云决定还原前者,把“小节”变成“大局”,倾听芝麻长成西瓜的声音。接下来,刘震云希望能续写小林的故事,那个文静的小公务员,在经历了30 年改革开放之后,又在琐碎的生活中收获了怎样的起伏。

  刘震云和冯小刚是和“1942”这个故事渊源最深的两个人。在新版《温故1942》的书封上印着一行小标题:一部小说和一部电影的缘分。

  刘震云为冯小刚编剧,冯小刚则为刘震云的新书作序。20年前,小刘和小冯通过王朔介绍,相识结缘。2000年新年的一个晚上,饺子就酒,几杯下肚,小刘郑重对小冯说:我今天来,是想把《温故1942》交给兄长,此事我愿意与兄长共进退。

  有人曾问过刘震云,他和冯小刚之间,算是《一句顶一万句》里那种“说得着的人”吗?

  刘震云回答,“我觉得应该是。比如说,大家不是说有事想起谁来了,往往是没事的时候说‘今天晚上在一块吃饭吧,反正也没事儿。’这个就说‘那行啊,那就一块吃饭。’有时候会把王朔叫来,就一块包个饺子,弄一两个凉菜……”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曾有人翻出一张陈年旧照,上面有四个人:莫言,张艺谋,姜文和巩俐,是在拍《红高粱》时的照片。当年四个人都很青涩,而现在,皆成业内大腕。

  文学和影视有时是亲家,彼此成就,刘震云和冯小刚之间的缘分也是如此。

  冯小刚曾经说过,自己能有今天,是因为“上帝他老人家派来了一位又一位使者”。在这些“使者”中,刘震云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冯小刚与王朔创 办好梦公司拍摄的第一部作品,便是刘震云编剧的《一地鸡毛》。拍完之后,冯小刚明白了“新现实主义”: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刀光剑影;看似不咸不淡,实则波 澜壮阔。一切不露声色,于无形之中势不可挡。后来,他们又合作了《手机》,同样风靡一时。

  刘震云不认为自己是个编剧,不过是偶尔客串,改编自己的作品。他觉得自己和影视圈唯一的联系就是几位朋友,“我合作的导演并不多。我曾说过,我 不需要认识那么多人,不需要跟那么多人合作。我就跟目光长远、合作起来又非常愉快的人合作。什么叫愉快呢,就是大家都能够让这一个事情发酵、使它成长,同 时又都具有钢铁般的意志。我估计大部分人看一件事,先看锅里有没有他的,没他的份,就走了。”

  《一九四二》是个费工夫的项目。刘震云强调,这部片子严格来说不是编出来的,而是走出来的。《温故1942》本不适合被拍成电影,一部调查题的 小说,不提供电影需要的种种要素:完整的故事,男主角和女主角,小说里都没有。“开过好几次论证会,专家众口一词,说不适合。但是小刚不断的提这个事,我 觉得小刚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他是个伟大的导演。为什么只有小刚一个人想要把它改成电影呢?想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个人疯了,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是他看到了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小刚跟我说,他特别喜欢这部小说的味道,其中的幽默感觉。用严肃的态度来拍严肃的灾难,不需要,这样的影片太多了,比 如《辛德勒名单》。但是幽默的就少见了,电影元素可以在这种态度下找到。”

  刘震云和冯小刚用最笨的办法进行60年之后的再一次调查,到了河南、山西、陕西、重庆,沿着灾民当年的逃难路线采访,找到了许多当事人,拍摄了 几十个小时的纪录片。“灾民走过的路线走一遍,白修德的路线,日本人进攻的路线,委员长和宗教的路线也走一遍,在走的过程中,电影中的人物迎面而来。”

  刘震云觉得,一个作品有自己的命运,各方面条件的结合也都有自己的命运。电影的推出让这段被大部分人遗忘的灾难史得以重现。

  电影一开始是个疑问句:“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你到底指的是哪一年?”而在此之后,人们记住了1942年河南的300万灾民,电影成为文学的延 伸。在刘震云看来,这是自己的运气,“文学能不能通过电影延伸,关键是碰到了谁。要碰到有的导演,可能就短路,要碰到小刚,就不是延伸的问题,可能有点像 文学作品坐上了一个火箭,升到很高的地位,大家看到了。并不是每个导演都这样。”

  去年刘震云凭借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获茅盾文学奖时,正在菜市场买菜,犹豫究竟是买西红柿还是买茄子,他一边纳闷西红柿怎么这么贵的同时,接到了出版人打来的电话,听闻自己获奖了,奖金比过去有提高,他当即决定买西红柿,中午吃了一碗鸡蛋西红柿面。

  刘震云并非天天买菜,也有宝马车,写字的收入可以上作家富豪榜,但是他喜欢讲这些生活琐事,是调侃,也是他作品中缭绕不散的烟火气息,“你买菜不犹豫吗?西红柿为什么这么贵啊,你总要想一想。当然,那些结婚花几百万的人不用考虑。”

  刘震云不觉得茅盾文学奖有多么重要,“第一,不报不重要,报了也不重要,第二,得了不重要,不得也不重要。因为这对我的作品没有影响。得了也行,不得也不会多沮丧。我对生活的要求不高,得了可以买西红柿,不得,吃茄子也很好。锦上添花而已。”

  刘震云的书好卖。不像一些作家的作品,在获奖之后才成为畅销书。当年《一地鸡毛》的首印量是20万,到《一句顶一万句》是40万,《我不是潘金莲》已经是50万。而且《我不是潘金莲》上市才一个多月,就已加印了10万册。按刘的预估,下本书首印就会是60万、70万。

  刘震云也有知名度,是那种可以媲美明星的焦点效应。刘震云曾对媒体表示,“一个作家比一个明星的名气大,这是应该的。因为这个名气首先不起源于 我,别的作者也比别的明星名气大。比如像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不是梁朝伟写的,曹雪芹的名气比梁朝伟也大,他创造虚构的人物也比梁朝伟大,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传播的范围也比梁朝伟和刘嘉玲要广泛得多。”

  小时候刘震云想在镇上当厨子,守着炉火,特别温暖。第二个理想是到乡村戏班敲梆子,月光下清脆嘹亮。第三个理想是当乡村教员,在孩子朗朗读书声中想自己的心事。前三种职业有个共同特点,就是留在外祖母身边。上大学把他推上了第四条道路,成为了一名作家。

  但是这些又有什么不同呢?

  刘震云觉得未必是读过书的人是知识分子,有些不识字的人,见识特别深远。比如他的一位舅舅。“他在我们村里赶马车,方圆几十里,再调皮的牲口放 到他手里,马上就变成一只温顺的猫。我13岁那年,他跟我有一场特别深刻的谈话。他说,你觉得你聪明吗?我说不太聪明。他又问我,你笨不笨?我说,我也不 笨。他说,世界上就怕这种人,要不你聪明,要不你是个傻子,都会生活得非常幸福,像你这种既不聪明又不笨、不上不下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难混。我问他,那我 的一生应该怎么规划?他说,你记住我的话,不聪明也不笨的人,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千万不要再干第二件事。我跟你一样,也是个不聪明也不笨的人,所以我一辈 子就赶马车。我记住了这句话,直到现在为止,我就干一件事,就是‘编瞎话’。”

  有人说刘震云是中国最绕的人,他不认同,“是事情背后的理比较绕,费脑筋而已。”

  新书《我不是潘金莲》中经常出现这样的句子,是什么,又不是什么,其实是什么,句子简单,但背后的逻辑绕了三圈,像是在拧麻花。刘震云让这些本来藏着的内心想法开枝散叶,把一个小故事变成了长篇。

  故事主人公李雪莲原本想解决的就是芝麻大的事情。她和丈夫为了生第二个小孩,假离婚,谁知离婚之后,丈夫跟了别的女人,成了真离婚。她要告丈夫 甚至自己,纠正假离婚这件事情。这本来是她跟丈夫的事,很快变成了她跟法院的事,接着变成她跟县政府、市政府、省政府的事,她一路上访,最后闹到北京,闹 到了人民大会堂。因为她的事情,各级官员阴差阳错地全被撤了职。政治的逻辑、社会的逻辑、生活的逻辑,全插到家务事中去了。本来一桩芝麻大的事情,变成了 西瓜,一切都无法收拾。

  但这还不算完。李雪莲的故事只是序言。小说的正文,没有李雪莲,只有因为她而被撤职的前县长史为民。刘震云认为,老史才是小说真正的主角。如果 说李雪莲是用严肃对抗荒诞,老史就是用荒诞对抗荒诞。春运期间,当老史在北京火车站因为买不到火车票回家打麻将时,急中生智,举起一块要上访的牌子,结 果,他被两个协警一路护送回了老家,连火车票都省了。老史看透了这一切,他反弹琵琶,用了“西瓜变芝麻”的办法,把复杂变成了简单。

  这本书刘震云写了2年。一开始并没有史为民的故事,但他觉得只有李雪莲的故事,结构缺乏力度,他偶然在微博上看到一则笑话,讲春运的时候一个人 回不了家,举一个牌子上访就回去了。“所以生活不用观察,生活不用体验,写作没有那么复杂。难道我们现在谈话不是素材吗?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生活的包围和经 过之中,挣脱还来不及呢。”

  评论家张颐武赞赏这种结构,“我建议正文拿去得鲁迅文学奖,把前面序言的拿去得茅盾文学奖。”而在刘震云看来,当一个人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严肃的 时候,20年毫无结果,而用荒诞的态度来对待严肃的时候,马上达到了目的。对比起来,出现了第三个荒诞的结果,产生了结构的力量和对比的力量。

  评论界喜欢给刘震云的作品贴上乡土和底层的标签,刘震云不认同。“我写的不是底层人民,我写的都是我喜欢的人。一句话,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是不一 样的。李雪莲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人,别人认为不重要的,她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她能把一只蚂蚁变成大象,把一个个人事件,变成社会事件、国家事件,你说她在追 求真理的过程中是不是民族英雄?”

  和刘震云交谈你很难有严肃的感觉,他似乎总在举重若轻的调侃,想方设法把一件事情变得不那么重要。在给书起名字的时候,刘震云曾经提议《严肃》,出版社马上批评,称他的这个想法很不严肃。有人说只要把“潘金莲”和“刘震云”这两个名字摆在一起就挺好,他就同意了。

  刘震云觉得作品的名字对作品不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人叫什么名字不重要,关键人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没有什么是不能和出版社讨论的。”

  而至于《我不是潘金莲》能不能拍成电影,目前还不得而知。刘震云表示,“写小说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事,拍电影是制片公司、导演、电影局等共同决 定的事。但我期待它能够拍成电影。如果能拍成电影的话,将是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要拍成电影最重要的前提是,要有一个有见识的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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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金燚
来源: 腾讯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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