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贾平凹而言，其新著《带灯》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或许，它还被看作是送给自己花甲之年的生日礼物。近日，他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书中描绘的乡镇，折射了中国内地农村风貌，小到邻里之间为争一棵柿子树，大到干部作风、贪污腐败等问题。这种情况他借“带灯”之口说出来，“基层社会就像陈年的蜘蛛网一样，动哪儿都往下落灰尘”。

　　兴趣源于“带灯”来信

　　《带灯》中的女主人公“带灯”是一名接待上访人员的乡镇干部，她不满“腐草化萤”的说法，遂改名为“带灯”。善良，有个性，却总处于矛盾的风口浪尖。

　　“带灯”曾给贾平凹发过很多文笔优美的短信，《带灯》中写到的“信”就是这些来信的部分实录，内容既包括这位女干部在“综治办”的具体工作，也有她对人生、爱情、理想之类的看法，逐渐引起他的兴趣。

　　“带灯”说的话很有智慧、很有意思，能引起人很多启发。贾平凹告诉记者，这些都来自生活的积累，多了就觉得很有意思。

　　在小说《带灯》中，贾平凹从“信”和“带灯的现实生活”两条线索展开情节。“信”在故事中作为“带灯的现实生活”基础之上的情感、精神层面的表达，与之相互映照。

　　尽管“带灯”在基层接触到的均为上访、民间纠纷等琐事，她的信中却写的是星空、云彩等想象的内容，充满诗意。贾平凹强调，“信”所表达的内容和“带灯的现实生活”在故事中相互分离、难以统一，反映出“带灯”的精神生活完全靠想象、向往支撑着。他力求从精神和现实层面的斗争中勾勒、刻画“带灯”，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

　　“只是把看到的写出来”

　　在经历了人生起落、作品毁誉后，贾平凹的心态愈加平和。他认为，思维一旦形成，“器”就形成了。包括语言风格，写作时无需刻意，自然形成。“就像酱缸，不管放进去的是什么菜，出来的味道都是一样。”

　　与《秦腔》、《古炉》等小说一样，《带灯》讲述的故事背后，隐含着人性、民族性等许多内容。贾平凹表示，在社会大转型时期，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是必然的。这些问题的出现，给文学提供了创作的契机。

　　处于这一时代的作家，对认为不好的现象予以揭露、鞭挞，表达出他的担忧，是为引起社会和民众的警觉。贾平凹指出，基层的社会现实问题看似鸡零狗碎，但需要正视和解决。就如同治水，只堵不行，需要疏导。

　　“文学并不是给社会开药方，作家没有这个能力，无法改变任何东西，只是把看到的写出来。”贾平凹娓娓道来，作家关心的是在特定环境中塑造理想性的、符合自己心性的人物。在《带灯》中，他就塑造出了“带灯”这般鲜活的人物。带灯前行，对自身无益，却引导了后面的追随者。

　　作品有所寓意和象征

　　听贾平凹说话，有着秦巴山水间的淳朴婉约，却往往一语中的。“我举个例子，什么叫智慧？生活中贯通了的一些东西慢慢积累起来，就叫智慧。”

　　贾平凹说，根据他的创作习惯，每一部作品整体都是有所寓意、有所象征。把《带灯》作为书名，是因为故事中主人公“带灯”的小名叫作小萤，古时候对萤火虫的描述就是“夜行自带灯”，越是在晚上，它的灯越亮。

　　在《带灯》的写作中，贾平凹把他能感受到，想要表达却又无法言明的内容添加在小节之间、语句之间，不断地加入新的意象，将情节隔开，融入到故事之中，把写到的具体现实问题在社会大背景中扩展、放大开去，以此增加小说整体的艺术张力。贾平凹说，通过这种结构，把叙述“摇”开，拉伸空间感，使故事“活脱”起来，放射出更多的内容，留下思考的空间。(中新社记者冽玮田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