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15日上午，阳光灿烂，我在北京“鸟巢”看了一场奥运会田径比赛。散场途中，偶遇复旦经济学院一学生，从他那里得知，上个月18日，蒋学模老师因病逝世。老师虽已高寿90，噩耗仍如晴天霹雳。他是我1959年读本科时的老师，1964年读研期间的导师，还是1981年点名要我报考他的博士生的博导。老师仙逝，哀痛之情难以自遣，回南昌后，不禁援笔追思，师恩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一、本科

　　1959年秋—1964年夏，我就读复旦大学经济系。在我的心目中，蒋老师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主要奠基者之一。1945年他来到复旦文摘社从事编译工作，1949年调入经济系任教，1950年被华东高教局选派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政治经济学，为期两年，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经济学人。在人大，上课时专心听苏联专家讲课，下课后又硬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之后，他把学习心得编写成一本《政治经济学讲话》，1952年出版，1955年再版，销售100万册。该书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编写的第一本包含了社会主义部分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普及读物。1952年返校后，他深受学校器重，是时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重点培养的几位青年教师之一。1953—1954年，他与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同事一起，编写了上下两册的《政治经济学讲义》，上册资本主义部分，下册社会主义部分。该书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编写的第一本系统论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材。

　　我就读时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蒋老师讲课不是照搬，有分析有批判，而且联系中国实际，那时我国已从“以俄为师”向“以苏为鉴”转变。上世纪60年代末，为突破苏联教科书的框框，总结和反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全国掀起了一个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高潮，共搞出了14个版本，当时只有一个版本公开出版发行，就是蒋学模与姚耐、雍文远、苏绍智合著的上海版《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这是解放后我国第一本联系了中国实际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打破了苏联教科书的一统局面。

　　改革开放后，蒋学模再次被委以重任。1979年夏天，他接到高教部一个任务，为全国高校编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他非常重视，立即组织复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和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室的教师编写。他亲自撰写前6章，其它各章由8位老师分别写初稿后由他统稿。是年他已61岁，却是废寝忘食地工作着，为编写这本教材倾住了全部心血。1980年7月，他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横空出世。而且，这本教材与时俱进，每隔两年修订一次，至2005年一共出了13版，发行2000万册。这本教材不断修订的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不断推进的缩影。，是我国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一本座丰碑。

　　蒋老师不仅是政治经济学界的泰斗，在文学翻译界也独树一帜。在我的心目中，经济学家与文学翻译家完美结合于一身，他是人中龙凤。。他英文很好，1945年来到复旦文摘社工作后，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了法国作家大仲马名著《基度山伯爵》的翻译，用电影《基度山恩仇记》的片名作书名，并于1947年由文摘社出版发行，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一年，蒋老师才29岁。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在我国大陆只有这唯一的版本。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一系列外国经典名著汉译本，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以后印刷了15次、印刷数达108万册的蒋学模译本《基度山伯爵》(《基度山恩仇记》改回原书名)。

　　大一下学期，我好不容易在校图书馆借到了《基度山恩仇记》，一读就爱不释手，6个晚上加个星期天把书看完。书中故事扬善惩恶，情节跌宕起伏，译文活泼流畅，文采斐然，读起来非常舒服。我敬佩蒋老师，是从读《基度山恩仇记》开始的。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要毕业了。作毕业鉴定时，有位同学旧事重提，无限上纲。还是两年前的事，1962年4月，我母亲在陕西武功县帮我二哥带小孩待了一年后回南昌路过上海，我想让苦了一辈子的母亲开下洋荤，带她去了当时全国最高的楼——国际饭店，第一次乘电梯上到14楼，在西餐厅吃了一次最便宜的西餐，每客2元。因为开心，回校后就在同学间说开了。谁知惹火上身，班团支部开会批判，说我“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毕业鉴定写上这一条，肯定要影响我的分配。于是想考研了，但考研不容易。为探听虚实，大五下学期期末的一天，我去到蒋老师的办公室。他知悉我想报考复旦研究生后，非常支持，同时告诫我说：“读研不是为了分配个好工作，而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能力，为党和国家作更多的贡献。”老师一席话，不但让我坚定了考研的信心，还端正了我的考研动机。

　　二、考研

　　那年考研真的不容易，全国统考，录取率甚低。文理科全国共招收1300余人，其中文科只招收130余人，而报考文科的在千人以上。当年复旦文理科招收了70人，其中经济系招了5人。除了复旦应届的我和回炉复旦的一人外，其它3人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和暨南大学。导师都是蒋学模，加上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研究方向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苏联、东欧经济)。

　　第一年，还算比较正儿八经上了一些课。主要课程有马列著作选读、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和俄语。蒋老师上课实际上是座谈，问答式，讨论式，轻松、自由。他特别强调要精读马列原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老师都是名望很高的教授，如吴斐丹、夏炎德、宋承先等。俄语一周6节课，课后还要阅读和翻译俄文书刊上的文章，花了不少时间。当时有传言说，我们这届研究生毕业后可能要派到我国驻苏、驻东欧有关机构去工作。

　　蒋老师做学问有个绝技——做卡片。他家里有只上下几层的木制卡片箱，做好了的卡片分门别类放在不同的抽屉里，日积月累有数千张。他做卡片，不是满篇摘录，而是按最小单位内容，把最重要的的概念和精采的分析框架记下来，不少卡片上还记有自己的灵感，融会贯通后的独立思考。讲课、写文章需要资料，他信手便可拈来。他给我们上课，通常就是带着几张卡片。他教了我们怎样做卡片，我只学到了一二。侭管如此，坚持到现在，也受益匪浅。

　　时局变幻，学校先遭难。只上了一年课，“文革”的序幕拉开了。1965年11月，“四人帮”的文痞姚文元批《海瑞黑官》，一下就把学校的教育秩序打乱了。这是文艺界的事，与我们无关，要批嘛，就批苏联修正主义。经济系4人(有一人因病退学了)合作写了一篇批判苏联经济学家利别尔曼的文章，署的是笔名尹立承(尹伯成、李立功、金承男、我的曾用名熊承寿，4人姓名各取了一字)，投给了上海《学术月刊》杂志。研二下学期，老师安排我们去学校附近的江湾镇搞调查研究，历时4个月，写了一本15万字的《江湾经济调查》。蒋老师看过后甚为满意，说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硕果”。研三时，“文革”正式开始了。学校“停课闹革命”，校园内贴满了“大字报”，批斗所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嚎叫声此起彼伏。幸运的是，蒋老师遭罪受难甚少，较早就被“解放”出来，借调到市委有关部门编写材料去了。我们4人也就随之逍遥，或是去“大串连”，或是回老家。

　　又到毕业季。1967年8月，继发出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文件后，中央又发出了1964、1965级研究生分配工作的文件。与大专院校毕业生不同的是，研究生分配不上山不乡，可以自选地区、自找单位。我选择了回南昌，复旦还有7人选择去江西。受学校委托，我代表校方去江西联系8位研究生分配事宜。9月中旬，我离校来南昌，折腾了近两个月，才将8个人的自选地区落实。我选择的地区是南昌，省分配办公室给我开出的介绍信是到南昌市人事局。这时我才恍然大悟，选择南昌就只能去市级单位，去不了省级单位，无知啊。庆幸的是，在南昌市联系分配工作时，遇到了两位“懂我”的人。一位是市人事局接待我的张同志，他非常同意我选择南昌晚报社，并主动向晚报社推荐。另一位是晚报社的负责人吴同志，一听说分来一个复旦研究生，毫不犹豫地同意接收。

　　是年11月下旬，我回到复旦向校方汇报联系分配工作的情况，想不到受到了表扬，原先还担心外出时间太长挨批评。公事毕，当晚我去第一宿舍32栋202室与蒋老师话别。我将自己分配结果告诉老师后，他不温不火地说：“从业新闻，学以致用。”我感谢老师多年的耳提面受，他也只是说了一句：“走上工作岗位后，仍要力学笃行。”寥寥数语皆是情，是鼓励，是期望。老师言谈如此拘谨，我也不便久待，随即起身，走到老师跟前。我们目光交汇时，似乎穿过彼此。握手时，老师的力度比我还大，而且久久没松开。此时无声胜有声，尚未畅言心已明。

　　三、招博

　　1离开复旦一晃就是14年，蒋老师又一次给我带来感动。1981年11月23日上班不久，时任江西日报理论组组长的周金广叫我接电话，说是复旦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来电。我拿起话筒，对方是我熟悉的宁荫老师，她是复旦经济系主任张薰华的夫人，夫妇都是江西老乡。她告诉我，明年复旦要招博士生，在国务院公布的我国首批博士生导师名单中，复旦有9位，蒋学模老师是经济系唯一的一位，他点名要我报考他的博士生，并要我马上到复旦去面谈。我从未想过读博的事，蒋老师如此器重我真是受宠若惊。不管是否考博，都得去一趟复旦感谢老师。我即请假，当日乘火车去上海。

　　25日来到复旦校园，别梦依稀在眼前，深感人无再少年。匆匆向经济系楼走去，蒋老师正好在办公室。一见面，就像久违的朋友，他非常高兴地握了握我的手，开门见山说起希望我考博一事。是否考博我尚无定见，便以“考博没有任何准备”作权宜之言。“离开学校搞了14年新闻工作，政治经济学专业知识都忘得差不多了，何况新的知识又层出不穷"。蒋老师听后爽快地说：“专业知识是我主考，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几篇理论文章我都看了，那就是你的考博优秀答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执笔撰写了几篇理论文章，陆续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思想工作必须适应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兴无灭资”讨论的一些看法》(1979年10月10日)，《论政策的稳定性》(1980年2月14日)，《对“三自一仓”要有正确的分析》(1981年4月17日)。文章发表后，我把报纸寄给了蒋老师，想不到他竟然都看了。)我又找了一个托辞:“俄语33个字母我都记不全了，一下子也捡不起来。”蒋老师想了一下说：“我现在就去请示谢希德校长，你就在办公室等我。”约莫过了刻把钟，他回到了办公室，兴冲冲告诉我：“校长同意了，外语和政治都由我主考，说白了，也免考。你回去填好考博登记表，等待录取通知书就是了。”蒋老师的殷切期盼，让我热血沸腾，也让我不知所措。

　　与蒋老师告别后，我去了校研究生招办。宁老师听到我考博一事如此圆满，高兴得像自己的孩子被录取般说：“这是复旦前所未有的事，你真是太幸运了。蒋老师今年有两个招生名额，他只选中了你一个人。”

　　回到南昌后，知道这事的人无不为我高兴，我却陷入困惑之中。父亲刚去世不久，母亲身体也不好，两个小孩还在读小学，家里离得开吗？研究生毕业后选择了新闻，朝夕相处14年，我也真的爱上了它。还有，我已到了不惑之年，自己感到己不是搞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那块料了。12月中旬，复旦研究生招生办又给我寄来了一整套材料，包括准考证(第0434号)、政治审查表(转单位人事部门)、体格检查表、招生简章及目录。我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不报考。12月30日晚，我含着眼泪给蒋老师写了一封信，因老师的器重而谢恩，因辜负了老师的期望而谢罪。

　　我用航空挂号把信寄出后，就像小学生做了错事准备挨老师批评般，天天等待老师的回信。1982年1月9日终于收到了蒋老师的来信：“你不能来，不仅是你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复旦的损失。执教三十多年，深感人才难得。那么多年，现在留在复旦、在北京和全国理论工作岗位上工作、而又显露了研究才能的，实在太少了。”信中没有批评，但每个字都戳在我的心上，羞愧难当，内疚不已，眼泪情不自禁地落在信纸上。这时，我猛然发现，信纸上还有老师的泪痕。是我给老师带来了伤害，我准备周末去复旦给老师当面谢罪。

　　真是天也怜人。3天后(1月12日)，我接到复旦经济系主任张薰华老师的来信：“复旦又得教育部通知，你不属报名范围之内(40周岁以下)，这使你空欢喜一场，也使大家扫兴。虽然这次没有进学校，或者会促进你再度抓紧时间，向理论的的深度进军。”这个消息来得太及时，让我解脱了许多。时人不知余心乐，考博与否乃天意。随即，我分别给蒋老师和张老师宁师母写了信，再次感谢老师的抬爱，以后定当更加努力工作，回报老师的培育之恩。（熊焰）

　　(写于2008年8月17日晚——18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