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4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极为普通的一瞬，但对于浔阳城来讲，是多么的幸运。这一年，浔阳城迎来了一位文化巨擘——苏东坡。

　　1079年，因乌台诗案，苏轼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谪居黄州，苏轼名义上是团练副使，一个并无实权的小官，实际上属于朝廷的监管人员，并不能随意离开，可以说这是他人生的最低谷。他在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里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不可避免地，他陷入了一个极度孤独的境地，正如他在《卜算子》里所写：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在黄州，他与山水为邻，明月为伴，与孤独相依，远眺孤鸿，近听流水。四年多的时间，黄州的山山水水滋养了他，启迪了他，他高唱“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他认识到来原来拥有的一切名利可能本来就不属于自己的，现在失去也就不可惜了。一个乐观豁达、精神饱满、灵魂通透的苏东坡就此向世人款款走来。

　　元丰七年(1084年)三月，朝廷下令，苏轼移汝州(今河南临汝)团练副使，长子苏迈到饶州德兴(今属江西)任县尉。大约在四月七日后，苏轼一家离开了一共生活了四年零两个月之久的黄州，五月左右，抵达浔阳。在友人的陪同下，苏轼遍游九江，上庐山、游湖口，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歌《题西林壁》和经典散文《石钟山记》，为九江厚重的历史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初读《题西林壁》，只不过是状写庐山的山水诗，仔细玩味，发现其中蕴含着东坡深沉的人生况味。这一年，苏轼47岁，他有过令人羡慕的高光时刻，也有过常人难以承受的至暗人生，从万人仰慕到形同陌路，生活是什么呢？谁能看透呢？这不就像眼前的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观感呢？“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似乎只有远离人群，远离官场的尔虞我诈，获得一份宁静和孤独，才能解锁人生，识得人生真面目。这一点在苏轼的政敌王安石身上也能体现，当时新党欲致苏轼于死地，王安石已经退休金陵，他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王安石能为政敌苏轼上书，很大程度上和他已经退休金陵，远离了政治上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死地，这时他能看清生活的“真面目”，才能突破政治斗争的狭小天地，换来豁达、磊落的人生格局。这也许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吧，在浔阳，苏轼为我们打开了体悟人生的一扇窗，提升了人生的格局，提升了浔阳城的品位。

　　《石钟山记》也不仅仅是一篇山水游记，作者通过实地考证石钟山命名的缘由，得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可乎”的独特见解，其中蕴含了苏轼的质疑精神、考证精神、实践精神、学习精神等。关于石钟山的命名，郦道元、李勃等都有论述，但苏轼不迷信，敢质疑，亲自夜游绝壁，且看他记述的当时所见：

　　“至莫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派阴森、恐怖，令人不寒而栗的景象，就连常年生活在此的“舟人”都大恐。回顾被贬黄州之前的为官经历，苏轼生活的官场又何尝不是如此的阴森恐怖呢？朝廷上下高调推进王安石新政，苏轼以一介文人的耿直和知识分子的良知，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像吕惠卿、舒亶、李定等政治投机分子挖空心思，给提反对意见的官员罗织罪名，正因为这样苏轼获罪，险遭杀身之祸。他夜游石钟山绝壁，攀危崖，历险境，只求一个真相，这不就是身处变法之中的自己吗？这种精神不是当世很多人缺失而又必须拥有的吗？

　　这两个作品中，我们看不到刚刚经历了人生至暗之后的牢骚、怨言，他没有怨天尤人，只看到面对庐山、石钟山时的通透、豁达，“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乐观态度就这样耕植进了浔阳的山山水水，浔阳城何其有幸。

　　人因文传，城因文名，如今，跟着课本去旅行，九江是赢家。一个缺乏悠久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是苍白的，一个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而不知珍惜、挖掘、传承的城市，于城市是可惜，于文化是可悲，在这一点上，浔阳城似乎还有很多工作可做。（丁永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