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初心传薪火，红色基因续华章

魏由柏

　　夏日晨曦，凉风轻拂，旴江两岸“映日荷花别样红”，似在诉说广昌这片红色土地昔日英勇而悲壮的岁月。我穿梭于广昌的红色景点，思绪飘飞……

　　在广昌保卫战饶家堡展览馆和高虎脑战役旧址，似能听见当年的枪炮声，看见红军冲锋身影，他们以鲜血和生命捍卫信仰；红色雕塑园里，红军急行军，毛泽东英姿勃发，口中吟诵着《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跨马率领十万工农下吉安的雕塑栩栩如生，那坚毅眼神和挺拔身姿令人肃然起敬。踏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昌段)首站，每一步都似踏在历史长卷上。过去与现在交织，让人感慨先辈付出和当下幸福来之不易。

烽火岁月，可歌可泣的战役

　　长征前夕，90年前的1934年4月上旬，从广昌首镇甘竹至抚河源头的驿前，广昌保卫战、高虎脑战役先后打响，这是第五次反“围剿”第三阶段中的重要战役。这两场战役是中国革命史上的悲壮篇章，可歌可泣。如，在长生桥一线的战斗中，军委北线总指挥部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者意图和李德指令，为了“不丧失寸土”，多次命令部队进行所谓“短促突击”。尽管这种纯粹的消耗战对弱小的红军极为不利，但红军战士们仍然坚决执行命令。在战斗中，红军兵员迅速减少，许多连队伤亡惨重，但战士们依旧凭借血肉之躯顽强战斗。其中，驻守在清水塘土木结构“永久工事”的一个营的事迹令人动容。在战斗中，该营因工事被敌机炸坍而全部牺牲。红军在这场战役中遭受了重大损失，最终被迫撤出广昌。此役，红三军团牺牲2705人，另有2300余人负伤。

　　广昌保卫战的失利，引发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高虎脑战役的胜利，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虽然，广昌两场战役终未力挽狂澜，但红军精神闪耀。那是无畏牺牲、勇往直前、坚韧不拔、为理想信念不惜一切的精神。我们应铭记，传承红色精神，为民族复兴奋斗。

铁血丹心，永不磨灭的精神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苏区精神犹如璀璨星辰，闪耀着永恒的光辉。红军转战后，苏区的干部群众面临着白色恐怖的严峻考验，却始终坚守着内心的信念，视死如归。

　　苦竹的陈富生，在黄龙坑的激战中不幸落入敌手。敌人深知他是游击队的关键人物，妄图从他口中获取红军的去向以及黄龙坑苏区干部的名单。他们用铁丝穿透他的手掌，施以严刑拷打，然而得到的却是陈富生坚定的回答：“要我出卖战友？妄想！你们消灭得了我的肉体，但永远消灭不了我的灵魂、我的信念！”最终，陈富生壮烈牺牲，他的英勇事迹令人动容。

　　甘竹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饶福林，同样在被捕后遭遇了敌人的残酷折磨。敌人如获至宝，在他手掌上穿铁丝，并将他关进铁笼，用皮鞭无情抽打。但饶福林始终不屈服、不投降，最终被秘密杀害。

　　还有广昌苏区的一位普通妇女，她的丈夫参加红军后杳无音信，独自带着年幼的孩子艰难生活。即便如此，当敌人威胁她交出红军留下的物资时，她坚决拒绝，宁死不屈。

　　仅在1934年 9月至年底，被国民党军残忍杀害的广昌苏区干部和群众就达数千人。

　　坚定的理想信念，为他们奠定了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心；不畏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奏响了时代最美的旋律；一心为民的初心，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为人民服务”的真谛。我们应当铭记这伟大的精神，用它滋养和激励自己，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勇往直前。

基因传承，生生不息的力量

　　传承红色基因是对中国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

　　走进广昌烈士纪念馆，回顾广昌籍的红军将士在革命战争年代那些血与火的历史。苏区时的广昌15万人口，就有35000多人参加了红军和地方武装，其中留下英名者仅3411人。红军战略转移后，众多广昌籍红军将士踏上长征路，但只有廖鼎祥、廖仲贵、谢鸿彪、符彪、李步高等极少部分人迎来了新中国的解放，更多是如符竹庭、我的堂兄魏细中秋等无数革命先烈，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家中亲人在无尽岁月中“苦期凯旋终成憾，泪洒残阳痛断肠”。

　　先辈之魂，彪炳千秋，走进我心灵，激励着我在工作中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1966年开始，我因工作成绩优异，被调至广昌县委宣传部，其间有两件事令我难以忘怀。

　　那是1974年秋，县委宣传部改为宣传组，为宣传弘扬广昌的红色文化，我活跃在田间地头和工厂车间，贡献着自己的绵薄之力。《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是毛泽东同志写下的光辉诗篇。如何更好地宣传好，讲透这首诗词的时代背景，同时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毛泽东几次进广昌的情况。时任广昌县委常委、县革委副主任邓大德同志，专门安排我和宣传组的另一位同志专程前往北京求证。

　　怀着崇敬与期待，我们抵达北京，拜访了时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将郭化若同志。郭化若第二次反“围剿”期间，任红一方面军代理参谋长，率部参加了广昌战斗。1931年5月参加了广昌苦竹沙子岭召开的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第二、第三次会议。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率部参加了广昌保卫战。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以渊博的知识和亲身经历，为我们回忆了在广昌时的血与火的洗礼，详细解读了这篇诗词背后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他的讲述中，我们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胸怀和革命精神。

　　这次拜访成为我们宣传工作中的宝贵财富，也让我们在弘扬广昌红色文化的道路上，拥有了宝贵的资料，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从北京回来后，我又经历了一件难忘之事。

　　钟民(原名刘圣和)，这位从广昌旴江镇下兰村走出的著名老革命，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全国抗日战争时期，钟民参加新四军，曾任苏中区委民运部部长、组织部代部长。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华中第一地委书记、苏中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1949年渡江战役后，历任中共苏南区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城市工委书记、上海市总工会主席、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等。

　　然而，“文革”时期，钟民在任中共中央工交政治部副主任时蒙受了不白之冤。有人给他捏造罪名，诬告他参加革命前参与了杀害广昌爱国绅士高明配、谢筱山。当时，广昌县委接待了中共中央工交政治部的两名外调人员，希望我们协助调查了解相关情况。县委领导与组织组组长段有光协商后，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宣传组(当时我是主办)，领导派我和另一位同志进行调查，我俩深知责任重大，本着对老革命、老新四军负责的态度，不辞辛劳，想尽办法，四处寻找曾与钟民共事的人。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两位关键证人，一位是县剧团弹三弦的李文芹(是钟民小学同学)，另一位是谢接荪(谢筱山的族亲)，他们都非常熟悉钟民同志。

　　经过调查得知，钟民在1926年时就离开了广昌，而高、谢两人被杀是1928年1月，时间相隔近两年，且此时的高、谢与钟民同属一个派系—-新派，均为革命的激进派，调查证实钟民同志无此历史问题。我们将调查结论盖上县委公章，急件寄往中共中央工交政治部，一个星期左右，中共中央工交政治部收件后，表示非常满意。

　　随后，我和同事受广昌县革委领导委托，专程到北京向赋闲在家的钟民报告调查情况。他听闻后非常高兴，虽身处困境，却乐观坚定。为表感谢，钟民拿了一瓶酒，请我们到王府井小餐馆吃饭。酒桌上他很热情，频频劝我俩喝酒，自己却喝得不多。欣遇家乡人，详问家中事，更多的是对家乡人事、场景变迁的关心。最终三人一瓶酒没喝完。他向来节俭，那个年代物资也匮乏。他对我们说，剩下的酒带回家下次再喝。

　　钟民同志有着浓厚的家乡情结和朴素的感恩之心，平反后常与我写信，对广昌县为他澄清历史问题表示由衷感谢，对家乡的建设发展牵挂在心。他有个小愿望，希望我们有机会去北京时，不要忘了带点广昌特产大头菜(扁萝卜)给他。他女儿钟海燕出差广昌时，还特意来看望了我们。平时还让小儿子钟解放时不时给我寄来红色书籍，鼓励我不要忘记红色江山来之不易，要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党走。

　　钟民等老革命的谆谆嘱托，我始终铭记于心。工作中我怀一颗红心，砥砺前行，退休后老骥伏枥，退休不褪志，“壮心不老书长卷，挥墨传承红色章”。协助县政协编写了《中央苏区北大门》红色广昌专辑等，先后写下了“忆高虎脑战役”“赞红军长征”“怀念竹庭烈士”“建军节”“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斗争”等红色诗词。

　　耄耋之年，身处时光的垂暮之境，然而，传播红色文化、续写红色基调主题作品的热忱，却会永远伴随我在未来生命的征程中。